事实上，苏联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和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严重争端中保持明确的中立，就是在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上逃避兄弟般的团结的责任。正如北京后来所说的，莫斯科对中印两国不加区别，而对朗久事件表示漠然的遗憾，凡是能够从字里行间看问题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莫斯科这种做法“实际上指责中国的立场”。 俄国所给予的这种心照不宣的支持，对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可以指望西方国家毫无疑问地接受印度对中印争端的说法，并且同新德里一起，甚至走在新德里前面，谴责中国。但是，印度不那么容易取得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并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那种说中国是全盘错误的论点。因此，俄国一如既往地认为印度是有诚意的，就成为新德里手中很强的一张牌，印度政府制订它的行动计划时，必须把俄国的反应考虑在内。 邀请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已经有一个时期，一直没有兑现(一九五六年他同布尔加宁的印度之行已开始了印俄积极友好的新篇章)。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苏联通知印度政府说，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尼，并将顺道访问印度。同赫鲁晓夫会晤的前景给印度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私下交谈，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了解印度对边界争议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还可以利用莫斯科对北京的影响(印度认为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促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主张。但是，俄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他们认为谈判是解决边界争端的唯一道路； [ 注：虽然以后轮到俄国人处理同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时，他们也是同印度一样地拒绝进行全面谈判。(见第三章)同样，印度也曾劝过缅甸政府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虽然他们自己并无意这样做。 ] 而印度却两次拒绝中国提出的关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的建议，从而堵塞了唯一看得见的通向谈判解决的道路；这就无法同莫斯科的友好劝告相协调。 这就是必须要对尼赫鲁拒绝会晤周恩来的决定作出重新估计的充分理由之一。另一条理由是新德里在十二月底收到了一份中国的长照会，这份照会似乎是中国外交部为预期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谈而准备的一份提要。这份照会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对印度所谓边界早已按照印度所主张的界线划定的说法，进行了详尽的、有分寸的驳斥；另一方面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即这场英国遗留下来的纠纷能够“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从这份照会中一点也看不出中国的主张已经改变，但是照会的语调却始终一贯地令人宽慰，它不象中国过去的照会那样粗暴地拒绝印度关于“侵略”的指责，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印度的指责加以分析，并且提出合情合理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后，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克服这种落后现象；中国土地辽阔，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人口稀少，中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大——它为什么要向外扩张呢？北京为照会写得太长而致歉意，并且解释说，它的本意“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束”；不是“用攻击答复攻击”，而是设想“印度政府对于中国的意图的确有某种误解”。照会最后表示中国“热烈愿望：两国将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新德里研究这份照会时，感到中国提出的停止争论的主张是真诚的，这就加强了同周恩来会谈可能会有好处的那种看法。没有迹象表明，两国总理的会晤会产生具体的结果；印度无意改变它的主张，同时也没有任何暗示表明中国将同意印度的主张。虽然如此，人们开始感觉到，如果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将对印度有利。会谈将使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世界各国看到，印度还是言行一致地主张一切争端必须通过谈判解决的，尼赫鲁本人在对待印度自身的问题上也毫不犹疑地采取同样的态度。因此，到了一九六O年一月底，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应该邀请周恩来前来新德里，同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个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