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那时前进政策已开始推行，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讲到：“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但是，怎么能够设想，在印度坚持不懈地逐步加强自己的阵地以进攻对方的时候，中国人会坐视不顾呢？这是难以理解的。而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却真的这么相信，这不仅从西段、而且也从东段的塔格拉(Thag La)山脊下发生的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这种信念才被无情地纠正过来。
在这一期间中，尼赫鲁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通常都是为反对党议员们的好战言论所鼓动起来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各反对党在要求政府以武力赶走不愿从印度主张的地区撤走的中国部队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国大党方面也有不少人对这种观点给予强烈的——虽然一般是沉默的——同情。他们否认采取上述行动等于战争。马萨尼说“保卫自己的领土不等于进行战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自己的领土上赶走土匪是战争行动。这只不过是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警察行动而已。”政府的批评者们一贯地采用“警察行动”这个字眼来描绘他们打算对中国人采取的行动。这个字眼在印度第一次是用来描绘一九四八年对海德拉巴邦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海德拉巴邦的大君(Nizam of Hyderabad)对邦的归属问题左右摇摆，印度的进军结束了这种状态。这个字眼后来在夺取果阿时又使用了。它意味着进行攻击或采取“警察行动”的一方不仅具有压倒一切的实力，而且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因此对于印度人的感情是双重的安慰——当然，在其他国家里提出要使用武力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也会出现同样情况。一九五九年底某独立人士议员在印度人民院中概括地说，“我们是个和平的国家，是联合国的成员，我们不相信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警察行动，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建立边界的原状，消除侵略，创造谈判的基础。”这种玩弄名词的荒唐见解，即认为改换一个名词就可以改变一个行动的性质的说法，一直遭到尼赫鲁不耐烦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就改变作法，声称战争无论如何并不一定带来最后的灾难，也不一定纯属坏事。克里帕拉尼争辩说，小的局部战争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由于全世界的智慧，这样的战争打响之后，往往都被局部化了，而且过了一阵子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因此，我们无需拿那种认为抵抗中国侵略就会导致世界大战和全人类的毁灭的想法来吓唬自己。世界各国会设法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反对党的议员们喜欢提到，战争的阴云还有它光明的一面，指出战争的经验将能团结和锤炼印度的人民。——克里帕拉尼说，“斗争能使一个国家里最好的东西涌现出来，它能带来团结”，甚至战争的危险也能产生好的效果。“必须而且能够利用[对我国边界的]威胁，促成全国的团结，激发全民的干劲。”阿索卡·梅达向政府献策说：“侵略者的脚步踏上了我国的传统屏障。面临着这种情况，全国人民将愿意忍受更大的牺牲。”一幅全国同仇敌忾的幻景，对尼赫鲁也并不是没有一种浮士德式的魅力的。他幻想着，如果印度一旦面临战争，就会变成一个“军队的国家”，“我们所做的每一项活动，每一件事，以及计划等等，都服从于一项主要的事实——因为这将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但更经常地，他是强调了战争对于印度、印度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危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