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文官们和政客们在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的要求和态度怎样，这些要求还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碰了壁——或者说在拉达克东北部难以通过的高山峻岭面前碰了壁。西部军区要求在一九六一年底以前必须调来五个步兵营到西段，结果只有一个营按期调来。这个营(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于一九六一年夏调来后，印度在西段的兵力只有三个营(其中两个营是民兵)，没有支援火力，统一受驻防列城的一个旅部指挥。这几个营所建立的哨所和工事仍然是沿着陆军总部一九六O年二月下达的命令中所规定的一线——除碟穆绰克一地外，都没有跨越中国主张线。政府要求向前推进的压力，遭到有关军区的抵制，他们不愿把部队派往他们无法得到接济和支援的地段去。在维尔马将军指挥负责该地区防务的第十五军期间，只是碟穆绰克周围的某些哨所有所推进。一九六一年春维尔马辞职后，在喀喇昆仑山口下一个叫斗拉特别奥里地(Daulat Beg Oldi)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原来他反对建立的哨所；而这个地方也还是在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之外。直到这时前进政策仍不过是个行动意图而已。 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印度在西段的兵力经过极大的困难才稍有加强，但与中国对比，它的地位则发生了急剧的、不利的变化。当时，印度的公路还没有修到列城(一九六一年十月运输队第一次试验性地通车到这个地方，在此以前部队给养全靠空运或骡驮)，而中国人修筑的公路支线已到达他们最西部的哨所。中国人施工处的地形相对平坦，并拥有充分的劳力和筑路装备。新德里把中国人在阿克赛钦的加紧活动看做是一种带有挑衅性质，甚至是威胁性质的发展。除了某些军人之外，没有任何人曾经想到中国人会对印度的外交姿态和军事集结——虽然是小规模的、缓慢的——做出反应。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军人后来曾提醒政府：阿克赛钦公路是中国的一条重要战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动威胁到它，即便是遥远地威胁到它，中国将会做出强烈的反应。 [ 注：见本章下文] 到了一九六O年底，印度军事情报部门对中国在西段的兵力重新作了估计，认为中国的兵力为一个师，还有一些装甲部队，此外中国的公路网和摩托化运输使他们具有高度的机动性。于是，西部军区向陆军总部提出，为了遏制中国的威胁，需要部署一个整师的印度部队。 需要的是一个师，而印度能部署的军队只有一个正规营和两个民兵营。中国集结的速度和力量，远远地超过了艰难行进的印度人，这种情况突出地说明了前进政策在军事上是不现实的——但印度政府看不到这一点，还是继续催促推行这个政策。 印度政府要推行这个政策，并不是由于公众的压力。在一九六O年四月新德里高级会谈的高潮过去之后，公众对于边境争端的兴趣就冷下来了。六十年代是印度困难不断增加的年代。独立初期的那种勇往直前的乐观情绪和对国家前途的高度信心，很快地消失了，政府和公众在一九六O年面临着许多比中国人出现在人迹难到的阿克赛钦荒原更形迫切的问题。印度人称之为“分裂倾向”的某些地区和部族要求独立性，使新德里开始感到忧虑。经过长期的骚动之后，中央政府做出了让步，把它曾希望能保持使用两种语言的孟买邦划分为二，但坚决反对锡克族人自己建立一个邦的要求。 [ 注：一九六六年底终于同意了这个要求。 ] 在东北部，那加族人继续进行着要求分治的游击战争；在南印度出现了反对以印地语作为全国官方语文的骚动；克什米尔问题倒还平静，但远没有解决。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人们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提出时所具有的信心，现已丧失殆尽；这种信心现在只能在计划规定的指标上还有所反映，但人们对这些指标的实现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