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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大选前夕，印度政府由于被人指责为屈从于中国而感到恼火，很想采取军事行动以表示其决心。前进政策还造不成戏剧性的结果(总之，造不成印度所期望的那种效果)，从各方面因素来考虑，在果阿这个行动舞台上收效会更大。十月，亚非国家讨论葡萄牙殖民主义问题的座谈会在新德里召开，代表们向参加座谈会的印度代表尖锐地指出：如果让葡萄牙在果阿的统治继续下去，他们就认为印度并不是真心实意地献身于反殖民主义事业。印度人宣称非暴力是更为崇高的事业。这就引起别人的反驳。他们说在葡萄牙殖民地，非暴力只会引起镇压和屠杀——印度人回忆不合作主义的示威者遭到屠杀的情景，就无法否认这个论点。尼赫鲁后来讲到，这次座谈会“使我们想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意见，探索一下[对于果阿]能够做的事情”。座谈会结束后，他就马上在孟买举行一次群众大会说：“重新考虑应采取什么方式把果阿从葡萄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　　接着事情就按着大家熟悉的格式进行下去。一方面尼赫鲁宣称印度已忍无可忍，另一方面，政府又利用印度报刊——它们在这方面是盲目地跟着走的——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讲什么葡萄牙正在屠杀自由战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提供的武器在果阿堆积如山，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葡萄牙想要同巴基斯坦勾结，这就使得“果阿问题比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还要来得紧迫”。接着果阿边境事件就开始发生了；这些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但印度却把它当作不能容忍的挑衅，抓住不放。十二月初，印度军队开往果阿边境，其人数如此之多，行动如此仓促，以致引起了印度北部和西部铁路交通的脱节。印度把大约一个师的兵力摆在果阿周围，待命进攻，接着更严重的边境事件不断发生，直到葡萄牙当局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将其边境哨所后撤，情况才有所缓和。
　　看来尼赫鲁那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入侵果阿，他当时的确还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尼赫鲁感到十分苦恼，再度陷于犹豫不决的状态，这在他的性格中是极为突出的。他听任那些比他果断坚定的人推动事态向前发展，直到势不可挡的地步。这样，他就使自己扮演了一个本来可以不那么糟糕的角色。当侵入果阿的政治和军事准备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尼赫鲁还在申明他自己和印度反对使用武力，认为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方法，并说：“我的整个灵魂都厌恶战争思想。”到了十二月，印度政界大肆叫嚷要求派兵打进果阿。关于这块殖民地情况的宣传令人刺耳，而且是无奇不有的。外国记者们在潘吉姆(Panjim [ 译者注：果阿首府。 ] )的幽静的路旁咖啡馆里，一面喝着冷饮，一面听着全印广播电台的报道，说该城已宣布宵禁，葡萄牙总督在逃，从印度去的“果阿突击队”正在进行巷战。尼赫鲁的迟疑不决持续了二十五个小时。好多天以来，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教授一直企图使尼赫鲁打消入侵念头。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见到总理时，把他的论点讲得很有力，终于把这位总理阻止住了。加尔布雷思离开后，尼赫鲁告诉梅农说，他所批准的在那天午夜出兵果阿的命令应再度暂停执行——在此以前已经两次改变了进攻日期。梅农回答说，要收回成命已为时过晚，军队已开始前进了——虽然事实上当时军队尚未开动。
　考尔是参谋局长，实际上等于总理的私人军事顾问。他在计划果阿军事行动以及帮助尼赫鲁克服其惶惑不安的问题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的自传中详细叙述了尼赫鲁对国外不利的评论感到很烦恼，在最后的时刻把考尔叫去，问他如果取消这次军事行动印度将会有什么反响。考尔回答说，这对文武官员的士气将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并建议不要理睬外国的意见。他说，尼赫鲁“勉强地同意了”。考尔的评语倒还恰当。“尼赫鲁最后之所以被说服采取这一行动，大概是因为他认识到印度人民期望他解放果阿。他认为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印度人民和武装部队都将对他失去信心。”梅农虽然对尼赫鲁很爱戴，但他后来对尼赫鲁在果阿军事行动上的动摇，却作出一个更难堪的解释。他说：“你知道，尼赫鲁的性情很复杂，果阿行动粗俗残暴，这点他不喜欢，但行动的成果他却要享受的。”对尼赫鲁所起的作用有一个较为厚道的，也许是最公平的判断是说：尼赫鲁“老病交加，精疲力尽，就听凭人家把他一步步地逼到很难摆脱的境地。你可以说他不是口是心非，但你不能说他没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