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在一九五八年末和一九五九年初所写的信件中，表达了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从北京看来，这种表态就是这样的迹象。在那时以前，中国不会料到同印度解决边界问题会比同其他邻邦解决边界问题更为困难。自一九五四年起，在印度的地图上就提出了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新建成的新藏公路的一段穿过该地)。但是中国地图上也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提出类似的要求。周恩来曾经告诉尼赫鲁说，中国在举行谈判全面解决边界的时候，无意坚持这一要求。印度也讲得很明白，说它不考虑对其作为东北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作任何更动，说这条线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就已成为事实上的边界线。中国除非同印度挑起一场无法解决的争吵，否则就只能接受麦克马洪线。另一方面，北京在自己地图上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大部分地方所提出的要求并不打算非办到不可，毫无转圜余地，而当时也没有迹象表明印度在自己地图上对阿克赛钦所提出的要求会是那么一成不变。尼赫鲁在议会和其他公共场合中，曾再三声明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但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对西段边界将持同样顽固态度。印度对西段的主张线，只是在五年前才出现在印度地图上，这条线并不比中国在地图上对东北边境特区大部分地区提出的要求更加符合实际、符合管辖的现状。 北京同缅甸的谈判提醒了中国人(如果说中国人还需要提醒的话)：一旦边界问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之后，这些政府在国内压力下会采取不妥协的极端态度。所以从争端一开始，中国就指出，边界问题并不急于解决；如果由于印度国内的原因，尼赫鲁认为举行谈判有困难，那么整个问题可以留待以后局势较平静时再说。现状符合两国的需要；如果双方都不去破坏现状，那也就没有迫切的需要用条约对现状加以规定。但是一九五九年秋天发生了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这意味着印度并不想使现状不受破坏。这些冲突对中国和对印度，同样都是不祥之兆。 印度在朗久、兼则马尼和塔马顿设立了哨所，[ 印度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哨所之后才提出要讨论这几个地点的边界走向问题，而这个提议是以中国不但要接受麦克马洪线，并要接受印度对西段边界的主张为先决条件的。] 单方面擅自对麦克马洪线作了有利于自己的修改；中国认为这种作法是严重的，因为这说明印度漠视必须通过协议修改边界的基本原则。这些哨所本身其实并无军事上的意义，中国只是向新德里提出了抗议，并没有去碰这些哨所。根据北京的说法，在朗久首先开枪的是印度人；但是印度在兼则马尼和塔马顿建立哨所后，中国并未试图把印度人逼走，这就间接地证明朗久冲突至少是带有偶然的性质。在中国看来，空喀山口事件倒是个更为不祥的预兆。不论谁先开枪，这个冲突是由于印度一大队巡逻队进入中国占有的地区，并在那里设立了哨所而引起的。这不仅是印度在麦克马洪线边缘推进几平方英里的问题了；而是说，印度如果企图实现其地图上的要求，那就是涉及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为新藏公路穿过该地区)的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问题了。 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致北京的书信和文件中，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印度边界争端的立场。印度不同意进行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只同意对印度主张的边界线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作一两英里的微小调整，而且连这样的谈判也必须以中国撤出阿克赛钦地区作为先决条件；不仅如此，朗久事件，特别是空喀山口事件表明，印度不但拒绝谈判解决问题，它还决心在地面上实行自己的主张。这种不但拒绝谈判，而且还拒绝尊重现状的态度，也就等于是拒绝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