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单纯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中巴两国应该是继续互不信任和互相厌恶的，但是即使在中国对巴基斯坦最为不满的时候(当时巴基斯坦设宴招待了一个从福摩萨前赴麦加、路过巴基斯坦的“中国回教朝觐团”)，北京仍然指出：“中国人民一向以中巴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重，耐心等待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变。”当巴基斯坦真的“悬崖勒马”，改变了它的敌对立场后，北京立即作出反应。从解决边界问题起，接着双方签订了其他互利的协定，诸如允许巴航飞机在中国降落等，到了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后，中国又给予巴基斯坦经济和大量的军事援助，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一直是一帆风顺的。 直到中印争端发展后期，中国才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尼赫鲁及其政府展开全面的谴责。一九五九年中，《人民日报》发表了《西藏的叛乱和尼赫鲁的哲学》[ 译者注：应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语调上还是遗憾多于愤怒，好象有不得已的苦衷。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才发表了《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对尼赫鲁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但在发表这两篇文章之间，中国致印度的外交文件仍然一再呼吁恢复中印友好，重申中国决不关闭谈判之门，最后警告尼赫鲁“悬崖勒马”。北京反复重申“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坚持说边界问题本质上是个不太重要而且是带暂时性的问题。如果印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以前改变了对华政策，同意全面谈判边界问题，或只是中止执行前进政策，那末，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当时不会作出反应，促使中印关系和缓下来的。 中国对尼赫鲁在意识形态上的猛轰，主要并不是为了伤害尼赫鲁本人或印度，因为这是另一场战斗中的猛烈交火，而印度恰好是在火力线之内。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事实上几乎一开始，中印边界争端就同中苏争吵交织在一起，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激化。正如以后中国所说的，“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他们追溯苏联政策的发展是从假中立真包庇印度走到联合美国公开支持印度。 一九五五年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印度进行热情洋溢的访问，大张旗鼓地表明了俄国急于同印度友好和争取印度人民，同年，俄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计划已经有了小规模的开端。这是苏联政府新的政策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是尽可能地争取新独立国家的支持，不管根据列宁主义的准则，这些国家是由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由帝国主义的走狗所统治。中国在六十年代也执行了差不多同样的政策；中国以后批评赫鲁晓夫支持新独立世界中的反共政权，看来只是两国关系恶化在理论上的反映和算旧账的表现。根据中国的看法，认为苏联不顾日益增长的中印敌对行为，在中印争吵上开始偏袒尼赫鲁，并继续援助印度，除经济之外，还给予军事设备的援助，这样就使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两者混合在一起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底，朗久事件发生后，边界问题就公开化了，并孕育着使用武力甚至爆发战争的可能。印度把朗久事件说成是中国无端侵略的结果，自然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不仅印度大加利用，而且西方世界也就此大做文章。西方一向认为印度对中国的友好和支持是愚蠢的，是倒行逆施的，现在多少有点幸灾乐祸，好象是中国恩将仇报，反咬了尼赫鲁一口。在苏联看来，事情发生的时刻是再坏不过了。当时赫鲁晓夫正准备去美国作一次意义重大的访问，他打算把他最近在苏联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世界形势及其政治前景的新论点付诸实施。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说可以把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战争消灭掉，也可以不经过战争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九年整个夏季，一直有目的地设法同美国取得和解。八月份公布了他将赴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会晤，看来他的企图将大功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