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年中，《人民日报》写道：“显然，印度所奉行的政策是对中国领土采取得寸进尺、逐步侵占蚕食的政策，蓄意要依仗武力来实现它的要求。”中国给新德里的照会中警告说：“如果印度政府把中国的上述克制和容忍的态度当作软弱的表示，那将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人民日报》的观察家评论也申述了同样的论点：印度当局“把自己的赌注押在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上。这就是，他们把中国政府以中印友好为重、极力避免边界冲突的态度看作是软弱可欺，自以为能够用武力逼使中国屈服”。后来中国人说得更明确了。他们说印度人“把中国长时期以来的忍让克制，看作是软弱可欺。他们还认为自己有恃无恐，既有帝国主义的撑腰，又有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只要他们动手，就可以迫使中国退让，从而实现他们的领土要求。” 由于印度继续拒绝谈判或作出任何防止冲突的安排(除非中国在西部全面撤离印度所要求的领土)，由于印度军队向中国东段的前沿阵地不断进逼，进行骚扰和挑衅，很清楚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是两条道路：要末就同意从印度所要求的领土上撤走，并按照印度的条件，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从而屈从于印度的外交和军事压力，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威望以及在西藏-新疆地区的战略地位，要末就接受印度的挑战，进行战斗。
在印度大举推行其前进政策之前，中国总以为发生战争的想法是荒唐的。一九五九年底，北京给新德里的照会中写道：“更不可能荒谬地设想，我们两个共有十亿多人口的伟大的友好邻邦，会为这种暂时的、局部的争端而发动战争。”然而在中国同苏联的大论战中，他们曾主张战争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共产党人(指俄国共产党人)害怕核战争，就在战争面前退缩；中国同苏联一样，希望避免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但是不能因此就屈从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是一个对敌人作如何估计的问题：正如毛泽东说过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这样的敌人不能估计过高；他们“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所以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
边界战争发生后，北京以赞许的态度，回顾了中苏之间发生过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九二九年有关中东铁路的争议发生后，中国国民党政府拒绝同苏联谈判。……并向苏联边境进攻，“爆发了武装冲突”，苏联“不得不起而自卫”，侵入满洲，打垮了国民党军队，然后退至本国领土。中国人现在认为苏联当时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苏联的坚决反击，不但维护了苏联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的”。 [ 投笔从戎注：中东路事件是强国以武装干涉保护境外特权和利益，俗称“炮舰外交”的典型事例。张学良及其幕僚在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企图用强硬手段回收苏联在中东铁路及沿线剩余的特权和利益。错误评估苏联内部政治形势和外交姿态，加之对其他强国的意愿和中苏军事力量对比基本无概念，结果引发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时孤立无援；东北军一度进行激烈抵抗，最终失败。]
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印度恣意向中印边境西段推进时，中国向它提出警告中所包含的想法：“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来威逼守土有责的中国边防部队，因而引起他们的抵抗，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