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考尔发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两次警告新德里说，他固然担保作战行动开始时能够取胜，但是他缺乏足以抵挡反攻的后备力量，所以要求“集结陆军和空军的力量”以便挽回局势。(没有谁比他这位参谋局长更清楚：陆军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集结，至少附近没有什么兵力可以用以扭转克节朗河地区不利的局面。他自己也很了解：空军的战术支援在这种地形条件下不起什么作用。)如果中国部队真的作出反应——考尔似乎仍然寄托希望于他们不会这样做——印度部队初步向前推进后被击溃或赶回，那么他就可以说，他事先已警告过新德里可能出现这种万一的情况，而且具体建议过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去支持他。如果他们没有听从他的建议，那么过错在于陆军总部和政府，而不在于他本人。 也是在十月七日，考尔接到陆军总部转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报告。总领事的情报员告诉他：在塔格拉后面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边，看到有一个师规模的重迫击炮和大炮在集结，中国部队正在谈论进攻达旺。这个情报未加任何评语就转到克节朗河考尔的指挥部，丝毫没有说明情报局、参谋局或政府对这个情报是否重视。如果说考尔为了备案起见在两头押了宝以便在发生灾难时推诿责任，那么新德里的军政官员在这方面并不落后。假如中国用上述那些大炮和迫击炮进攻达旺，考尔怎么也不能埋怨新德里没有提醒过他。从拉萨来的报告没有附任何评语，也可能是反映了新德里的有关人士这时象孤注一掷的赌徒那样，意志甚至连头脑都处于瘫痪状态。 第二天，十月八日，考尔揭开了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序幕。他命令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从章多开下来，加入沿河的其他部队。章多是一个很好的防御阵地，空投区就在那里。所以，如果第七旅留在章多不动，至少该旅的大部分可以就地得到给养而不须从很远的地方运到下面的河边去。正如考尔后来形容的，克节朗河对印度部队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低洼的陷阱”，但他还是把更多的部队送进这个陷阱。十月九日，那两个营到达河边一线(从章多到河边虽是下山也要走一整天)，并在第三和第四号桥的周围进入阵地。 十月九日，考尔透露了他的意图。他对普拉沙德、达尔维和其他军官说，尽管存在着他现已亲眼看到的困难，但他也还是只好不惜任何代价在十月十日采取一些行动，因为十日是内阁可以接受的最后的期限。接着他命令拉加普特联队第二天开往拥错山口，该山口在塔格拉西面约一英里，高达一万六千英尺，比塔格拉还高。他还命令他们到达那里后要在中国部队背后建立控制对方的阵地。 印度部队采取这一行动将能占据塔格拉山脊的顶峰。如果在那里有一支强大的、并得到充分给养的部队，就将使在山脊南面的中国阵地无法防守。但在事实上拉加普特联队行军的路线在中国部队火力线之内，因此可能在中途就被消灭，即使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地，也一定要饿死或冻死在那里，因为给养根本送不上去。当时听到这个命令的军官认为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象他们一样，考尔这时对印度部队的状况也是一清二楚的，对中国阵地上的雄厚力量也是能够看到的。然而他竟然把一个营的兵力投进一项中国部队势必对之作出强烈反应的行动中去——中国部队一再警告说，他们不允许任何印度部队过河。事后，达尔维回忆说，“大家听了考尔宣布的命令后，都目瞪口呆”；“……考尔将军先是露出一个提着兔子耳朵的魔术师那付沾沾自喜的神情，接着显出轻蔑的神态，似乎是要看一看哪一个敢怀疑他的命令。”
达尔维和普拉沙德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部队没有冬衣，在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地方，无法生存下去，也得不到给养；而且印军如不给以一定的炮火掩护，拉加普特联队在中途就会遭到歼灭。考尔完全漠视他们的意见。但他同意在整个营行动之前，先派出侦察队，侦察队应立即出发，找好最合适的渡河点，并于第二天拂晓掩护整个营的行动。侦察队的目的地是僧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