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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僧崇的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请求在河边的迫击炮和机枪给以火力掩护，以便使他的部队从绝境中脱身，但是为达尔维所拒绝。当时达尔维的处境是痛苦的。在河畔指挥机枪手的军官一再请求他准许他们向中国部队射击；旁遮普联队要撤到河边来需要火力掩护。但是如果把主力投入僧崇这场小战斗，中国部队就会把它全部消灭。达尔维不能冒丢掉全部兵力的危险去援助在僧崇的小分队。　　当中国部队加紧进攻时，达尔维命令旁遮普联队脱离战斗，撤到河边。中国部队让他们撤离，在这些幸存者过桥去南岸时也没有对他们开火。这次行动中，印度方面七名死亡，七名失踪，十一名受伤；中国方面说他们自己伤亡三十三名。中国部队以正式的军礼埋葬印度的死者，死者的战友在河岸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考尔在途中又拍电报给新德里说局势严重，要求准许他亲自回首都汇报“新的突然变化”。他要求必须在尼赫鲁预定十月十二日去锡兰之前见到总理。　　僧崇这场小战斗确实有严重的含义。中国第一次强有力地抵抗印度向前推进的行动；他们以重大兵力和坚定的决心进攻了印度建立的一个阵地。对僧崇的进攻，说明印度前进政策的根本信念——中国部队决不会蓄意地坚决进攻印度部队，倒是会在摊牌时自行退却——是虚妄的，而这种信念就是印度军队之所以出现在克节朗河和西段的各孤立哨所的理论根据。　　考尔在哈东山口下面辗转不安地过了一夜。他象部队里的许多人一样，由于在他所未能适应的高地上过分劳累，现在肺部有了毛病。这次又不得不把他背过山口。在最近的降落点上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等着把他送到提斯浦尔去。他在当天，即十月十一日晚上约八点钟到达新德里，刚好赶上参加在印度总理官邸举行的会议。　　这次会议似乎是迄今为止在新德里举行关于边界危机会议中出席人员最全的一次。会议由尼赫鲁主持，到会的文官有梅农、内阁秘书、外事秘书和国防秘书以及其他官员，军方出席的有塔帕尔、森、考尔以及参谋局的军官们。空军参谋长也到会。印度现在显然面临着险恶的危机，但是尼赫鲁仍然不同内阁成员进行磋商，甚至也不同内阁的国防委员会进行磋商。会议开始听取了考尔关于僧崇战斗情况的报告。大家都认为他的报告是绘声绘色的，富于主观想象的。在他第一个发言后，会议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就不清楚了。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即使想把这次关键性的会议实况作片断性的描述，也需要把各种不同说法中的共同点凑在一起。考尔描述了克节朗河的局势之后，会议请他提出建议，他并没有主张把第七旅撤回，反而提议印度应当请求美国给予迅速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尼赫鲁显得有点生气地拒绝了这个意见。考尔接着提议推迟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据考尔自己讲，他当时的确曾建议把第七旅从克节朗河撤回到战术上较有利的位置。但是别的与会者都说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当时的内阁秘书凯拉说：考尔建议“守住克节朗河的阵线，并固守章勒”，考尔还接着讲，“如果以后有机会能过河去干一家伙，我将提出报告。”看来会上出现的一致的意见是要推迟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当然更没有正式撤销这个命令。讨论接着集中在第七旅到底应当留在克节朗河还是应撤回过冬的问题上。军人们的意见似乎有分歧。塔帕尔和森主张部队仍留原处。考尔说他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不管中国部队所占的优势，继续集结力量，发动进攻；第二，撤销进攻的命令，但第七旅仍留在沿河岸的阵线不动；第三，撤退到比较有利的位置。事实上，采纳让部队留在沿河一带的第二个方案是势所必然的。现在，里窝那作战行动的成败已关系到许多文武官员们的声誉。所以不能把部队的主力撤回来，那样就会明显地表示放弃这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