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军事上的失利，揭开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印度对华战争的序幕。惊骇的情绪逐步消逝，化为断然的决心，又进而产生乐观情绪。人们把战争看成是印度的伟大时刻加以欣赏，并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国家的统一和最后的胜利。 印度对中国进攻的最初反应是毫不掩饰的惊讶和愤慨。它几乎忘记了是印度陆军早就要采取进攻行动，忘记了是印度政府拒绝同中国会谈。尼赫鲁当时诉苦说，如果中国人“有什么领土要求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提出来讨论，拿出来谈谈，并采取各种不同的和平解决方式的”。后来阿索卡·梅达也问道，“在我们的耐心、善意和显然急于求得解决的态度面前，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侵略呢？”印度人民院正式通过决议，重申“印度人民决心把侵略者赶出印度的神圣领土”，“本院深切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印度对中国一直多次表示善意和友谊，……中国却辜负了这番善意和友谊，……并实行侵略，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在责备中国使用武力时，倒还没有完全忘记印度也曾打算使用武力。尼赫鲁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们赶走并进攻他们。” 印度的一些政治阶层和某些城市群众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举行公众集会，每个党派包括印共 在内都谴责中国。 [ 注：然而，这时印度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于中印边境争端的激化已变为难以掩饰的分裂。现在回顾起来，该党领导集团谴责中国进行边境战斗，保证该党无保留地支持尼赫鲁的行动，可以说是不可避免地使该党最后公开分裂为两派。 ] 。还有一些消极的行动，如学生们焚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模拟像，还有的用血书签名保证忠于祖国事业；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华侨商店，不管是开鞋铺的还是卖古玩的，都被捣毁一空，华侨店主都挨了打。日本外交官员在小汽车上贴上日本的国徽和印地文的国籍证明，以免被手脚太快的暴徒误认为是中国人。印度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甚至规定把华裔印度公民当作敌国侨民对待，有几千名华侨被关进拉贾斯坦的集中营，后来又被驱逐到中国去。印度政府宣布打算建立国民自卫队和全国步枪协会，此外，还打算扩大全国士官团，以便让每个大学生都可以入伍。女学生也参加了军训和操练，议员们拿着步枪摆出瞄准的姿态拍照；在旁遮普邦政府的部长们还决定穿军服出席立法议会。庞大的比尔拉工商业财团向国家献纳了一个小型的步枪靶场，以便新德里市民能够用步枪练习射击。在首都公园里挖了许多狭窄的壕沟，政府办公大楼门口也堆起沙袋。财政部长德赛发起了国防基金运动，要募集现钞、黄金或首饰——“用首饰换军备”成了一个流行口号——并发行国防公债。他号召所有的人都要厉行节约。各军工厂也宣布将日夜加班。 群众支持同中国作斗争的这类表现受到表扬，认为这证明前几年令人担忧的不团结和“一盘散沙”实际上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骨子里却是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人民院赞扬“印度人民对这次紧急状态作出令人钦佩的，发自内心的反应……在我国各阶层人民当中兴起了强大的高潮……”尼赫鲁更富有诗意地感谢中国的这次行动，他说这次行动“骤然揭开蒙在印度脸上的面纱，使人瞥见印度的沉着的面貌，刚强、镇定、坚决，虽则是个古老的面貌，但却永葆青春而又充满活力”。反对派的前排议员有些话也可与此相媲美。一名社会党议员乞灵于“我们的殉国士兵的鲜血。鲜血凝成种子，正在印度孕育出一代崭新的、年青力壮的国民。”人们带着明显的嘉许态度来对待他们自己感到的一场战争的来临，但尼赫鲁却佯作不知，仍然坚持说印度人具有内在的不可动摇的和平主义的思想。他说同印度人相比，中国人所受的陶冶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战争，似乎“认为战争是事物的自然状态”；而印度人则“厌恶战争，极端厌恶战争的念头——不只是厌恶战争的后果，而是从感情上就厌恶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