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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没有回到他在提斯浦尔的军部,虽然他的参谋长催他回去。第二天,即十一月十七日,他却乘直升飞机去寻找第十一旅的残部。他在飞机上看到了旅长,就命令飞机着陆。考尔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立即飞快地跑到他面前,看到他和他的随从人员都安然无恙,我才松了一口气。我邀请他并挑选几名军官搭我的飞机到哈尤良吃些点心,然后再送他们返回他们的部队。但他说,他宁愿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当然他这样做是很对的。”考尔回哈尤良时,接到一份电报,说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和东部军区的森将军已启程前往提斯浦尔。他直接赶回军部,而他们已先期到达。幕布已揭开,关键性的色拉-邦迪拉地段的高潮就将来临。但在叙述这狂风暴雨的最后一幕以前,还需要先讲一讲西段的情况。  西部军区一直主动地进行大规模的迅速集结,他们集中了一切能搞到手的运输工具,把原在克什米尔停火线上布防的部队撤回,调到拉达克来。十月份的第一周,列城到楚舒勒之间的公路已经修通,到十一月中旬,楚舒勒成为一个旅的阵地。这个村庄和临时修筑的飞机跑道都位于中国的主张线之外。但在它以东某些印度防御阵地却越过这条线,在此时,这些阵地事实上是印度在西段的中国所主张的领土内仅有的几个阵地。所有其他的哨所,不是已被打掉,就是已自行撤掉。不象在边界另一端的东部军区和第四军那样,西部军区对保存部队实力表现了更大的关心,而不是命令孤立的小部队“打到底”,作出毫无意义的牺牲姿态。根据战术上的理由,需要固守一处阵地时,那里的部队也的确打到底,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或打到最后一个人。但不是象东段经常发生的那样,西部军区没有叫部队去固守毫无战术意义和难以守卫的阵地,一直到被对方攻破为止。  西部军区把楚舒勒当作关键地带,因为他们预见到如果中国部队企图攻占列城,那么,在高山之间的斯潘古尔峡谷显然会成为他们的通路。因此印军就在楚舒勒以东的山地上建立了阵地——恰好跨过中国的主张线。其中有些阵地高达一万六千英尺(楚舒勒的高度已接近一万四千英尺),冬天在这样的高度,给部队造成极度艰苦的条件。封冻的土地挖不动,只好炸开;空气十分稀薄,就是已经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的部队也只能进行短促的体力活动。连作燃料和修筑掩体用的木头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要由部队自己装成小包从山谷下搬运上来;骡子也爬不上这样高的地方,楚舒勒虽然有一些牦牛,部队又不会驾驭。但无论如何,到了十一月十七日,总算修建了一些比较牢固的阵地。  在这以前,中国部队唯一的迹象只是进行了一些侦察性的巡逻,对某些印度哨所进行了逼近的公开的观察——这些哨所接到的命令仍是除非受到攻击或威胁,否则不得开枪。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看到有大股的中国步兵向前运动。十八日凌晨,中国部队开始对印度的前哨阵地以及河谷中的旅部阵地和机场进行炮击;拂晓时,步兵攻击了山上的印军阵地。重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和火箭炮把挖得不深的印度工事几乎削平。中国部队的正面进攻被击退,他们迂回包抄印度阵地的侧翼和后方,经过激烈的肉搏战,攻下了这些阵地。在一个叫热赞拉的山脊上据守工事的库马翁营的一个连,只有三个受伤的士兵回到了山谷中的营部,还有五个士兵当了俘虏。三个月后,一队印度士兵爬上热赞拉山脊时,该连的其他士兵还留在他们的阵地上——他们都已死后冻僵,手里还拿着武器。中国阵亡的士兵已经抬走,战斗的遗迹表明中国方面阵亡的数字也不小。  在中国人发动进攻后五个小时,印军的山上阵地或被攻破,或因无法防守而撤走。印度军队集中在山谷里旅部周围的高地上。但中国部队没有进行追击,他们在中国主张线上停了下来,没有进攻楚舒勒。与此同时,在东北边境特区色拉-邦迪拉一段的印军集结速度虽比较缓慢,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第四师已拥有满员的步兵共十个营,和一些支援火力:野战炮,重迫击炮,甚至还有十二辆轻型坦克。如果集中使用于防御,这支兵力也可能是很可观的;但它却分散在三个主要地段,彼此相隔六十英里,山路狭窄、崎岖难行。主要防线设在色拉周围,由新旅长霍希尔·辛格指挥的第六十二旅负责,下辖五个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