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7月，理论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主编，包括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平克（Steven Pinker）、索卡尔（Alan Sokal）、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内的 39位知名科学家与学者，共同探讨现代西方学术制度中科学研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干预。《The War on Science: Renowned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Speak Out About Current Threats to Free Speech, Open Inquiry, and the Scientific Process》（八旗文化近日推出中文版《当DEI走向极端》，收22位作者）。该书作者之一还有 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也即1996年著名的“索卡尔事件”主角。
1994年，针对当时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科学思潮的泛滥，美国的两位科学家生物学家格罗斯和数学家莱维特合写了一本书，叫《高级迷信》，公开回应当时出现的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1996年，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看到这本书后，引起共鸣，于是动笔写了一篇长达二十多页并附有一百零九条详细注释（长达十七页）和二百一十七篇出处无误的参考文献（长达十八页）的洋洋大文《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投寄给在美国批评理论方面的一流杂志《社会文本》(SocialText)。该文发表不到一个月，索卡尔在《大众语言》上发表另一篇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称上文是一篇“诈文”，里面充满诸多常识性的科学错误，旨在检验和批评后现代科学文化思潮中盛行的那种虚假和浮夸之风、漫无边际的胡说以及对科学形象的任意扭曲。索卡尔的恶作剧很快刊登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的头条，并轰动一时，拉开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论战，“‘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索卡尔语）因而，不少评论也将这本书《The War on Science: Renowned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Speak Out About Current Threats to Free Speech, Open Inquiry, and the Scientific Process》称之为又一场科学之战。
《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由美国生物学家保罗·R·格罗斯与数学家诺曼·莱维特合著，1994年初版，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第二版 。该书针对20世纪末西方学界兴起的学术左派思潮，有感于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正渗入学术领域，由此撰书进行公开回应与批判 。全书以科学实在论为基础，系统梳理文化建构论、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研究的解构路径，探讨科学权威的合理性及其方法论本质。通过剖析女性主义科学批评、环境议题政治化等案例，指出将科学等同于权力斗争的观点存在逻辑漏洞，主张维护科学客观性与理性传统 。该书被视为科学实在论阵营回应社会建构主义挑战的代表性论著，跨学科领域的“科学大战”。
本文为《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书评，撰写于2008年。
1959年，英国人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其著名的里德演讲，指出了“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之间的分裂，提出了一个“惹是生非”的命题——“斯诺命题”。四年后，他在其著名的小书《两种文化》1963年的第二版中，添加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一次回眸》（The Two Cultures: A Second Look）的短文，在文中，他乐观地提出了一种新文化——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正在浮现并弥合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的沟通鸿沟，使得两者之间的隔阂最终得到缓和。斯诺所说的这种新的文化，便是社会科学。斯诺承认，两种文化的划分，忽略了社会科学的存在，他举了来自社会历史、社会学、人口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沟通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某些共同的意向，他认为这些社会科学家们是能够形成“第三种文化”，以弥补“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但显然，斯诺太乐观了。1994年出版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保罗·格罗斯、诺曼·莱维特著，孙雍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的出版，以及由此引发的索卡尔的恶作剧与“科学与反科学”的大论战，似乎证明第三种文化不仅没有打破隔阂，填补鸿沟，还让“‘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索卡尔语）
在《高级迷信》中，美国生化学家保罗·格罗斯与数学家诺曼·莱维特这两位作者对自己的“敌人”——“学术左派”用了两章的篇幅进行仔细的辨析和历史回顾，但实际上这仍是一个模糊的阵营。如作者所说，虽然“学术左派”主要指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书中，两位作者的批评对象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潮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女性主义（Feminism）、激进生态主义 （Radical Ecologism）、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等多个学派），但也有极少数的自然科学家属于“正统左派”，比如后来用诈文挑起“科学大战”的纽约大学物理学家索卡尔其实也是一位有原则的左派人士。因此，在读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辨析一下《高级迷信》的辩论双方，因为大多数人容易把他们简单分为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大阵营，是“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两种文化分裂的突出表现，且二者之间泾渭分明。而我却更愿意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家与以文化研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学者之间的争吵，虽然文化研究学者大多来源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传媒学等领域，但他们的面貌大体还是可以辨别的：一是“反学科”性或是跨学科性。他们没有自成一体的理论和恒定不变的方法，借鉴与揉合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与理论视角，用格罗斯与莱维特偏激的话说，“它相信自己是万能的，它极端自负地在人类历史、政治和文化等所有方面发表看法”；二是政治性诉求于批判性立场。虽然不能用政治上的“左”与“右”来区别文化研究学者，但无论是深深植根于英国的新左派政治之中的伯明翰学派，还是以社会批判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与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几乎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首要特征，不过，格罗斯与莱维特对此嘲讽说道：“其学说的基本特征就是对于科学的误读，而其方法、概念基础则导致了一种如今被称作政治进步的批评。”他们“总是把‘社会’看作在理论分析和政治运作上都可以轻松驾驭的客观存在”。
因此，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些“学术左派”实则是用后现代语言包裹起来的“高级迷信”，充满了对科学的诋毁与憎恶，且这种敌意不断在政府、社会和大学中蔓延。这不仅动摇了科学得以维系和发展的社会结构与教育体系，甚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也受到质疑、歪曲与滥用。为此，两位作者“是可忍孰不可忍”，挺身而出，对“学术左派”的反科学行为进行反击，并希望他们“改邪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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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阅读这本涉及领域宽广（包括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的科学史、美国左派历史、数学、物理、生物、环境生态科学、艾滋病研究、人类学等等）、点名批评学者众多的书呢？如何对待两位科学家尖锐刻薄，甚至不乏偏激与偏见的批评呢？捉襟见肘的我在此推荐台湾学者陈瑞麟为其翻译的台湾版《高级迷信》所写的导读。在导读最后，陈瑞麟总结了四种阅读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入门；作为丰富的资料来源；作为“练功对手”；作为“弹药库”，并向读者推荐第一种与第二种读法。不过，我却更愿意推荐第三种与第四种读法，且方向相反，不妨以子之矛，攻己之盾，因为从最聪明的敌人那里得到的帮助与启示，往往比最忠实的朋友那里得到的要大得多。
因此，首先不妨把这本书当作“弹药库”，从科学家的视角，从文化研究的哲学思想基础、历史发展及其现状，来审视以种种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其主要思想武器的文化研究的种种缺憾。比如在《高级迷信》两位作者看来，后现代主义体系是一种否定论，尤其是对主题的否定，“后现代怀疑主义坚决拒斥任何领域的普遍知识。”“因此，不存在什么知识，而只有一些故事和‘叙事’（narrative）”。而这是一种必然滑向虚无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所有的知识计划都和战争一样，是政治的翻版。”“他（指后现代主义者）就近乎相信：掌握了词语（word）、术语（terminology）和词典（lexicon），也就掌握了世界。”因此，“在最厚颜无耻的后现代主义形式下出产的许多学术论文，其主题总是大而化之，避而不谈任何具体的东西。并且，在整个后现代主义王国的专题论文中，譬如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女权主义理论等领域，这种现象同样严重。”
当然，聪明的格罗斯与莱维特并没有止于这些表面的指责（甚至是谩骂），而是追本溯源，指出了这种反科学反理性的哲学来源与世界观科学观以及方法上的错误，在讨伐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更将矛头指向了宣布上帝死了的尼采和后现代主义的两位大师德里达和福柯。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他们粗暴简单的论断，甚至是辱骂与人身攻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不可否认，社会科学理论的多样性和跨学科的特点，尤其是向自然科学家“借用”研究成果和方法，难免会出现差错，甚至确实有nonsense（胡说八道）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确实也很严重；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思潮的出现不仅大大推动了人类对自己以及自身赖以生存的社会的认识，更是对20世纪人类文明困境的反抗与突围。因此，也需要把《高级迷信》当作是“练功对手”，看到格罗斯与莱维特在对他们定义的“学术左派”进行“审判”的时候，有着其自身立场的傲慢与偏见，甚至有着一种昔日王者风光不再之后的复杂心态。
20世纪前半期，近百年来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物质成就几乎是以往所有文明都无法比拟的，但同时科学技术及其现代哲学家提出的“启蒙理性”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神话与霸权，造成对人的异化与统治。二战，尤其是原子弹的悲剧，让西方的理性与科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科学到底给人类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科学的真理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这种怀疑主义的“鼻祖”，用格罗斯与莱维特话说，便是尼采（或许是因为尼采否认了真理的存在），给如今知识分子带来无穷折磨的罪魁祸首主要是德里达（或许是因为和海德格尔的关系）与福柯（或许是因为福柯将一切知识归结为权力）。但实际上，科学社会学最初萌芽于科学阵营而非人文阵营。首先对科学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不是人文学者，而是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批当年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美国陆军部于1942 年6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该工程集中了当时除纳粹德国外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 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的科学家联合起来，组成美国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FAS），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核武器的研究开发。1960年，斯诺在哈佛大学发表有关科学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演讲《科学与政府》，针对二战时期的教训，一再提醒在科学政策的决策方面,不应让个别科学家有过大的决策权,以期免遭这种人对同行的压制和对政府的操纵。演讲将矛头直接指向各工业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科技官僚阶层，质疑于“科学的权力”。而斯诺本人起初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在二战时也属于科技官僚阶层，在军中任要职。
不过，后现代主义思想与文化研究思潮的真正兴起，正犹如格罗斯与莱维特所指出的，却是在六十年代反战运动引发的学生运动与环保运动之中，当时一连串的事件把科学技术问题抬到了政治辩论的前台，对科技与权力的质疑与批判成为当时西方思想界的中心议题。1968年的“五月风暴”可谓是其标志之一，那张贴在巴黎大学房门上的著名海报可以视为其宣言：“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像力正在夺权。”虽然这个革命没有“发展出革命性的权力结构翻转”，但“和它一比，其他的革命都要矮了一截”（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三联书店2001年）。而这次革命的意义正如福柯回忆所说：“从60年代初期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当然，这不能归因于政党。这是许多社会运动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实际上改变了我们全部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思想。”（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自此，主张“去权威”、“去中心”，致力于解构现代社会霸权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异军突起，从早期的海德格尔及其学生汉娜・阿伦特、法国天主教思想家雅克・埃吕尔、美国思想家刘易斯・孟福德，到后来更为凶猛的法兰克福学派众多学者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他们以其强有力的社会批判理论，让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文化”因此也成为20世纪一个关键词，成为人类反思与批判的一个精神向度。
很显然，格罗斯与莱维特在梳理“敌手”历史的时候，回避或是忽略了这些背景与他们的意义，也很显然，他们似乎并没有读尼采、也没有读德里达与福柯，如评论尼采只短短几行便给他戴上“鼻祖”的帽子；而对德里达与福柯的评价，不到三页的篇幅有一大半文字纠结于德里达的“声望”问题和福柯的“情感”问题，对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只字不提，却依此来攻击否定社会科学学者及其研究，这不仅有失体面，而且还显得有些色厉内荏与声嘶力竭。而其中最大的漏洞是，以此一棍子将所有科学社会学者及其研究全部否定，这似乎恰恰犯了他们所批判的“学术左派”所犯下的错误：偏狭与简单轻率地否定一切。
因此，读到最后一章，格罗斯与莱维特激情澎湃地号召科学家们起来对抗“后现代思想家们在多元文化论的旗帜下的大举入侵”，“夺回已失去的领域”时，不禁为两位科学家的偏执与稚气莞尔而笑。因为这“失去的领域”让我联想起的不是他们对科学真理性的捍卫，而是他们对如今社会科学研究轻易申请到的丰厚研究基金与几乎独霸学术与学校的话语权的嫉妒，这种嫉妒之情几乎毫不隐瞒，甚至带有他们指责“学术左派”们所带有的怨恨与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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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若是把这本书当作他山之石，用来批评当下中国悬空出世的一些所谓“后”“新”学者的文化研究，我更愿意夸大两位作者的偏见与偏激。因为被格罗斯与莱维特认为是“对理性的逃避”的文化研究，在没有理性文化背景的当下中国，文化研究似乎越发表现得玄乎其玄与没有理性，日渐“沦为为一种自我标榜的仪式，沦为一种纯粹的学术谋生手段”，日渐失去批判性而与权力或市场合谋。
1994年，《读书》杂志先是刊登了李欧梵和汪晖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对谈，随后又举办了“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学术思潮经过欧美理论旅行，开始落户中国，并以咄咄逼人之势对传统的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与此同时，专门的文化研究学术机构也开始纷纷出现：199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由戴锦华教授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1998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文化研究网站”；2004年，上海大学成立文化研究系；2005年，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成立，随着这些大学中文化研究硕士、博士专业的设立与招生，一门新兴的学科俨然而生。
面对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兴起，无论是以工人阶级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伯明翰学派还是以文化工业为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无论是现代理论的批判精神，还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中心、颠覆霸权的思想主张，作为一种批评性话语资源的文化研究，无疑为九十年代“退守”学院的知识分子找到一种新的回应现实的“武器”，文化研究学者或是站在精英分子的立场对呼啸而来的大众文化（流行歌曲、电影、网络、游戏、广告、时尚、媒介等）与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或是与之相反，站在文化主义立场对复杂多元的文化空间进行辩护。同时，在八十年代“文化英雄”“启蒙者”的身份逐渐失落之后，以边缘文化和弱势群体为阵地，以质疑主流与中心文化的权力机制为宗旨的文化研究，也让日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找到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因此，文化研究在短短时间内便在中国勃然兴起，并以如火如荼之势蔓延开来，也非空穴来风。甚至不可否认，文化研究者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中寻求新的话语方式、关注社会现实的努力有着其不可抹灭的价值，若是夸张一些，甚至也可以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为国际文化研究权威期刊，其前身是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社址设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主编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回顾文化研究五十年历史时所说的话来评价：“文化研究的许多真知灼见、争论甚至是分析，都已经成为新的政治和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甚至是主导性的策略。”
不过，若是反观十六年来仅仅在经济发达地区兴盛、乃至过于兴盛的中国文化研究，却不难排除其中对时髦理论的追逐与对文化资本的争夺，甚至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嫌（其真正感兴趣的或许是学术权力与文化产业），用学者贺奕的话说，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和“投机取巧的追逐赛”。因为 “远未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确出现了一系列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惊人契合的现象，如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离析，反文化倾向，整体意义的消除，大众传媒和广告业的勃兴，等等。当后现代论者们把目光投向文学艺术领域的时候，他们似乎轻易就能罗列出一系列证据。而我坚持认为，中国出现的这些现象，与西方后现代文化仅仅外表相似，在实质上却大相径庭。”（贺奕：《不幸的类比：“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市场》，见《中国后现代话语》，王岳川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因此，若是审视繁盛于“中心”而非“边缘”的中国当下种种文化研究，很容易发现其立场与批判性的丧失，而成为一种自欺或是欺人的姿态：或是生硬套用西方文化研究模式，用艰涩的文本与庞杂的分析来显示其思想的高深莫测；或是对现实说说几句不痛不痒的“批判”“阐释”与“默认”，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地扮演着“正义者”的角色。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现象莫过于“文学家变成万能理论家；或者,文学研究者参与各种社会问题的评论,使文学家成为万能社会问题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科学术前沿报告”课题组：《文学理论学术前沿扫描》，《新华文摘》，2003年第8期)，甚至不难发现一些学者给人感觉正如格罗斯与莱维特所说：“和所有的骗子一样，解构主义的‘高级牧师’及其同党们都是一些溜须拍马之辈。”或许，为此有必要记着《高级迷信》两位作者虽然偏激却也管用的话，用以识别当下文化研究学者两件最具欺骗色彩的“皇帝的新装”——“文化的新装”与“批判的新装”：
或“……装模作样地研究一些过去认为（事实上也是）极为无聊的事，并从后现代主义词典中取出许许多多新鲜的字眼来修饰它们。他们甚至还拍着胸脯说：自己手中所有的研究主题，哪怕是饶舌音乐或者职业摔跤，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或貌似对权力、社会进行批判，实则是做“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这不仅没有危险，反而会促进他们的事业，他们“所号召的战斗所能产生的最大威胁，不过是登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期刊中的格言警句而已”，“这种激进主义连大学的行政人员，甚至是政府官员都觉得值得宽容一下”。
2002年6月，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化研究的发祥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在经过三十四年发展历程之后，被撤销重组，从此不复存在，而其留下的11名教师与210名学生大体分散到英语、欧洲研究、社会政策等学科中去。对此，有学者感慨道，文化研究真可谓“成也体制，败也体制”。
那么，这将也会是如今在中国如日中天的文化研究的命运吗？ 或许不必如此悲观。CCCS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在创立之初便明确表示过，依托于学科体制只不过是文化研究的生存发展策略，而文化研究本身无意成为一本真正的学科，反而要始终保持跨学科研究的自觉性。因为“要研究社会学问题就必须研究文化层面的问题，社会问题、经济和政治问题都有话语表述的重要层面或文化层面。把它们割裂开来，是不同学科的目的，不是文化研究的目的。我们要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格罗斯伯格语，见刘康、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在他们看来，文化研究在学院体制内的成功，反而会使它受制于工具主义的体制而被驯化，而“文化研究必须超越作为一个长存的学科，超越大学的利益，成为更具生产性的、高要求的和批判性的思想交锋的场所。”（新加坡国立大学英文专业教授Ryan Bishop语。见易晓明：《文学与文化的论争与叉合——“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实际上，为学术机构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因没通过伯明翰大学的科研评估而被关闭重组后，其灵魂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去了开放大学，继续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其他一些学者如安吉拉·麦克罗比、约翰·斯道雷、托尼·本内特等也依然活跃在文化研究领域。
那么，如今国内已颇显几分尴尬的文化研究又该何去何从呢？目前要做选择，似乎为时尚早，不妨首先坚守文化研究的特性，并谨记斯图亚特·霍尔对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的忠告：“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金惠敏：《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
最后，保留一份纯粹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