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0月22日。一百六十九年前的明天，珠江口的江雾还未散尽，英国皇家海军“加尔各答”号、“伊斯莱特”号、“拉特勒”号、“鸢鸟”号四艘军舰已悄然驶入内河。它们的舷侧挂着米字旗，主炮的炮口缓缓抬起，对准了广州城外清军布置的炮台。随着一声沉闷的轰鸣，炮弹在岸边炸开，掀起的尘土混着硝烟，弥漫在珠江上空。这不是演习，不是意外，而是一场蓄谋了至少三年的侵略战争的开端——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正式向中国宣战，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此爆发。
今天，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脉络，从这艘名为“亚罗号”的小商船说起，聊聊这场被谎言包裹的战争，如何彻底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命运轨迹。
要理解这场危机的根源，必须先回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条约里割让了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赔偿2100万银元，还丧失了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等核心主权。但对英国来说，这场战争的“胜利”更像一场“得不偿失的买卖”。
英国原本期待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让本国的棉纺织品、机器制品像潮水般涌入中国。现实却给了他们沉重一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像一道无形的墙——农民种棉花自己纺线织布，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对英国的机织棉布几乎没有需求。1845年，英国对华棉纺织品出口额仅为1838年的1/3；1850年，英国商人在广州的仓库里堆积了价值200万英镑的滞销布料，最后只能低价焚烧。
更让英国恼火的是鸦片贸易的利润被压缩。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摇钱树”——1838年，英国每年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约200万英镑，占其对华贸易顺差的80%。但《南京条约》后，清政府虽未明确承认鸦片合法，却也无力阻止其流通。大量美国、瑞典的鸦片贩子涌入中国，市场竞争加剧，英国鸦片的垄断利润大幅下降。英国商人们哀叹：“我们在中国的生意，比战前更难做了。”
于是，英国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他们意识到，仅凭现有条约无法满足利益需求，必须用更强势的手段，迫使清政府开放更多市场、割让更多权益。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在酝酿。
就在这时，“亚罗号事件”成了导火索。1856年10月8日，广州黄埔港外的珠江江面上，广东水师的巡逻船“澄海”号发现了一艘形迹可疑的商船——“亚罗号”。
这艘船长约30米，载重约200吨，船身漆着斑驳的蓝漆，船主是中国广东番禺人苏亚成。但苏亚成的身份远不简单：他是广州十三行商人的女婿，长期从事走私贸易，与英国领事馆关系密切。为了逃避清政府的盘查，苏亚成偷偷向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申请了“英国注册”，并在船尾悬挂了英国米字旗。
更关键的是，广东水师在登船检查时，发现了船舱里的秘密：除了表面的茶叶、丝绸，还藏有2000多支英国造步枪、50箱火药，以及几名自称“太平天国信使”的人。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的高峰期（1851-1864），清政府将这些“信使”视为“反贼同党”，认定“亚罗号”是“勾结叛匪、私运军火”的“海盗船”。
广东巡抚叶名琛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扣押“亚罗号”和船上24名船员，并将船上的武器和“反贼”移交给地方官府审讯。
但叶名琛不知道，这艘船的“英国注册”早已过期。根据英国1844年《商船注册法》，商船注册有效期仅为一年，“亚罗号”的注册在1856年9月1日就已失效。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此心知肚明，却故意隐瞒了这一事实。
巴夏礼的反应迅速而激烈。他立刻向叶名琛发出抗议照会，声称：“‘亚罗号’是受英国保护的商船，中国水师未经许可登船搜查，逮捕船员，严重侵犯了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国旗尊严！”他要求清政府：一、公开道歉；二、释放所有船员；三、赔偿英国“国旗受辱”的损失。
叶名琛觉得荒谬：“船是中国人的，注册早过期了，挂英国旗不过是走私的幌子。我们查的是私运军火，和英国国旗有什么关系？”他回信解释，但态度强硬：“中国在自己的水域执法，无需向外国道歉。”
巴夏礼却根本不想解决问题。他将叶名琛的回信截断，只挑出“中国拒绝道歉”的部分，上报英国政府。与此同时，他在广州散布谣言：“清军炮轰了英国国旗！这是对大英帝国的公然挑衅！”英国商人和传教士被煽动起来，在广州街头游行，冲击中国商铺，甚至殴打中国百姓。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敏锐地抓住了机会。他在议会演讲中宣称：“中国再次践踏了英国的尊严，我们必须用武力让清政府学会尊重。”1856年10月16日，英国议会以415票对153票通过对华宣战决议。
法国也趁机加入。法国以“马神甫事件”（1856年2月，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因强奸民女、拐卖儿童被处死）为借口，宣称“法国公民在中国受辱，必须讨回公道”。10月24日，法国舰队抵达香港，与英国组成联军。
1856年10月23日，英国军舰“加尔各答”号等四艘军舰，载着1000多名士兵，从香港出发，直扑珠江内河。他们的战术很明确：先用炮火压制清军炮台，再派陆战队登陆占领关键据点。
清军在珠江沿岸布置了约2000名守军，装备的是老旧的土炮和鸟枪。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清军的抵抗显得脆弱不堪。英军第一轮炮击就摧毁了广州南郊的“东定炮台”，守军死伤过半；第二轮炮击中，“西宁炮台”的火药库被引爆，守军四散溃逃。
叶名琛此时仍抱有幻想。他认为英国只是“虚张声势”，甚至下令关闭广州城门，禁止市民议论战事，还贴出告示：“英夷不过虚声恫吓，我等坚守城池，必能退敌。”但现实很快击碎了他的幻想。12月28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新城；12月29日，联军占领总督衙门，叶名琛在混乱中被俘。
被俘后的叶名琛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这位曾自诩“粤东干城”的封疆大吏，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三年囚徒生涯，最终于1859年客死他乡。临终前，他写下绝笔诗：“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向戎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诗中满是英雄末路的悲怆。
广州陷落后，英法联军并未停手。1857年，他们北上进攻天津。1858年5月，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兵临天津城下。清政府慌忙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的内容对中国极为苛刻：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十处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赔偿英法军费各200万两白银；鸦片贸易合法化。
但清政府很快反悔。咸丰帝认为“外国公使驻京”是“奇耻大辱”，拒绝批准条约。英法联军以此为借口，于1860年再次北上。8月，联军攻占大沽炮台；9月，占领天津；10月，兵临北京城下。
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留下恭亲王奕䜣与联军谈判。10月24日，奕䜣与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北京条约》。条约除了确认《天津条约》的内容，还增加了：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白银；增开天津为商埠；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
10月18日，为了“惩罚”清政府扣押巴夏礼（巴夏礼在谈判中被扣押，后被释放），英法联军纵火烧毁了圆明园。这座耗时150年、融合中西建筑艺术的“万园之园”，在三天三夜的大火中化为废墟，1500多件文物被掠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文化浩劫。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在战后逐渐浮出水面。1857年，英国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亚罗号注册问题”，最终承认：“‘亚罗号’的英国注册已于1856年9月1日失效，巴夏礼的抗议缺乏法律依据。”但这场战争已经爆发，中国的损失已无法挽回。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亚罗号事件不过是个导火索，英国早就想找机会扩大在华利益。这场战争，本质上是列强对中国的又一次掠夺。”
一百六十九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广州珠江边，望着川流不息的货轮和两岸的高楼大厦，依然能想起1856年10月23日的炮声。那炮声里，有侵略者的贪婪，有清政府的无能，更有中国人民的苦难。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用鲜血写就的教训；和平不是靠妥协换来的，尊严不是靠退让赢来的。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东亚病夫”，但我们依然要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惕重蹈覆辙；不是为了沉湎于屈辱，而是为了激发奋进的力量。
1856年10月23日，珠江口的炮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记警钟。它提醒我们：一个民族的复兴，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拼出来的；一个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靠别人的施舍，而是靠自己的奋斗。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一百六十九年前的今天，一场由谎言点燃的战争，揭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这段历史，是对侵略者的控诉，更是对后世的警示。
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