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养心殿颁布《退位诏书》，宣告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正式终结。这份不足三百字的诏书，不仅结束了爱新觉罗家族268年的统治，更让“皇帝”这个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称号，从此成为历史名词。今天，我们就从溥仪三岁登基说起，还原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退位事件，看清清廷的末路、革命党的理想，以及那个时代变革的复杂与艰难。
要理解溥仪退位的分量，得先回到他登基的那一天。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载湉在瀛台涵元殿病逝，年仅38岁。次日，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也撒手人寰。国不可一日无君，慈禧临终前留下遗命，让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继承大统，年号“宣统”。11月13日，溥仪被抱进紫禁城，跪拜光绪帝的灵位后，又被抱上太和殿的龙椅。据《清实录》记载，小溥仪吓得大哭，摄政王载沣急得满头大汗，只得哄他说“别哭，快完了”，这句无心之言后来竟成了清廷灭亡的谶语。
此时的清朝，早已不是当年“康乾盛世”的模样。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割地赔款成了家常便饭：1842年《南京条约》割香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割九龙司，1895年《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白银……国内的矛盾同样尖锐。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十余省，捻军、义和团接连起义，清廷耗费巨资镇压，国库早已空虚。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赔款本息合计近十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财政收入。老百姓不仅要交“庚子赔款”，还要承担苛捐杂税，民间流传着“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民谣，可见民心早已涣散。
面对内忧外患，清廷也曾试图自救。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上谕”，推行“清末新政”：废科举、办学堂、练新军、改官制。但这些改革来得太晚，且充满了矛盾——既要维护皇权，又要学习西方，结果往往是“换汤不换药”。比如编练的新军“北洋六镇”，表面上效仿德军，实则将领多由袁世凯的心腹担任，成了他培植势力的工具。1908年溥仪登基后，摄政王载沣试图收回袁世凯的兵权，却反被北洋军将领集体抵制，只能眼睁睁看着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养病”，实则遥控朝政。
真正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11年的武昌起义。这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再抵押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这一政策直接损害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绅商和民众的利益，四川保路运动迅速爆发。9月，清廷派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防务空虚。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熊秉坤打响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一夜之间，起义军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攻克湖广总督衙门，武汉三镇光复。
武昌起义的成功，像一把火点燃了全国的独立浪潮。短短两个月内，15个省相继宣布脱离清廷，成立军政府。清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载沣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统领北洋军镇压革命。但此时的袁世凯，早已不是十年前那个被罢黜的直隶总督。他手握北洋六镇精锐，又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获得外交支持，开始与革命党“讨价还价”。
1911年12月，在美、英、德、法等国公使的斡旋下，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谈。革命党方面，孙中山从海外回国，12月29日在南京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宣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面临着重重困难：没有自己的军队，财政上靠发行“军用票”和华侨捐款维持，连办公用的纸张都要向上海商家赊账。而袁世凯这边，北洋军已攻占汉口、汉阳，正陈兵长江北岸，随时可能进攻南京。
此时的关键人物，是隆裕太后。作为光绪帝的皇后、溥仪的养母，她在溥仪登基时不过26岁，却要独自面对清廷的末日。据《清稗类钞》记载，隆裕太后性格懦弱，平日里只喜欢看戏，对朝政知之甚少。但此刻，她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支持载沣，与革命军死战到底；要么接受袁世凯的建议，交出政权，换取清室的优待。袁世凯一边派唐绍仪与革命党谈判，一边以“北洋军将士不愿再战”为由，暗示若不退位，可能引发兵变。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前往内阁的路上遭遇革命党人刺杀，炸弹在他马车旁爆炸，炸死卫队长，他却安然无恙。这次刺杀让袁世凯更加坚定了“逼宫”的决心——他要让隆裕太后明白，继续抵抗只会让清室陷入万劫不复。1月26日，北洋军将领段祺瑞联合46名将领，致电清廷，声称“军心动摇，共和不可避免”，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道“逼宫电”彻底打破了隆裕太后的幻想。
隆裕太后并非没有犹豫。她召见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等宗室王公，希望能有人站出来主持大局。但这些王公要么胆小怕事，要么手握兵权却不愿出兵。溥伟甚至提出“迁都热河，召集蒙古骑兵勤王”，却被袁世凯以“蒙古骑兵早已不堪一战”驳回。眼看大势已去，隆裕太后在太监总管小德张的劝说下，终于同意签署退位诏书。
1912年2月12日上午，溥仪坐在养心殿的龙椅上，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内务府大臣世续捧着诏书宣读，溥仪听得懵懵懂懂，只记得太后一直在哭。诏书全文如下：“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诏书宣读完毕，溥仪退朝。下午，袁世凯通电全国，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自己将辞去内阁总理大臣职务，推荐唐绍仪组阁。当晚，孙中山兑现承诺，向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清朝灭亡，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正式终结。
退位后的溥仪，依旧住在紫禁城的养心殿，保留了“宣统皇帝”的尊号，日常生活与从前无异：早上由太监伺候穿衣，上午读书，下午在御花园玩耍。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派鹿钟麟带兵进入紫禁城，要求溥仪在三小时内搬出。溥仪带着婉容、文绣等家眷，搬进了什刹海的醇亲王府，后又辗转天津张园、静园，最终在日本人的扶持下，于1932年成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
这场退位事件的影响，远比想象中深远。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让“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1915年，他复辟帝制，改元“洪xian”，83天后在全国声讨中被迫取消。此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实现国家统一。溥仪的一生，恰似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从三岁登基的皇帝，到少年逊位的废帝，再到伪满洲国的傀儡，最后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他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今天，当我们回望1912年2月12日，看到的不仅是一份退位诏书，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与新生的阵痛。帝制的终结为民主共和铺平了道路，但这条道路的探索充满曲折——从袁世凯复辟到军阀割据，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无数人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付出了鲜血与生命。历史告诉我们，变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需要理想，更需要脚踏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