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4月30日，我们将目光投向105年前的明天——1920年5月1日，中国首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场由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推动的觉醒运动，不仅点燃了中国劳工争取权益的火种，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伺的黑暗年代里，撕开了一道追求平等与尊严的光明裂缝。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场运动的筹备过程充斥着谍影重重、抓捕威胁，甚至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故事要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讲起。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2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场和平抗议最终以“干草市场惨案”收场——警察向人群开枪造成4人死亡，随后5名罢工领袖被绞死。为纪念这场斗争，1889年7月，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宣布将每年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但直到1920年，这个节日才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时的中国正深陷多重危机。1919年《凡尔赛条约》将山东权益转交日本，引爆了“五四运动”；全国有产业工人260万，上海纺织女工每天工作14小时却只能买5斤糙米；北京胡同里的黄包车夫拉车20年就会累死，平均寿命仅37岁。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通过中东铁路传入哈尔滨，列宁废除沙俄在华特权的宣言登上了《新青年》杂志。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解读下，逐渐凝聚成“劳工神圣”的思潮。
最早将“五一”概念引入中国的是北京大学。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五一节杂感》，文中首次提出“直接行动”的口号。但这篇文章被北洋政府查禁，报社主笔不得不将标题改为《五月一日之杂感》才得以刊发。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秘密抵达北京，随身携带了2000美元经费（相当于今天3.5万美元）和一台便携油印机。他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长谈三昼夜，敲定要在当年五一节“让中国无产阶级发出自己的声音”。
筹备工作迅速铺开。4月中旬，上海法租界渔阳里6号的小阁楼里，陈独秀召集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印制了5000份《五一宣言》。这份仅两页的传单用最直白的语言写道：“每天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为躲避巡捕搜查，他们用《灶王爷生辰贺词》的封面做伪装。与此同时，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史文彬，在火车司炉工的掩护下，将李大钊撰写的《五一运动史》手稿藏在煤堆里，运往唐山、郑州的铁路工会。
但北洋政府的镇压来得更快。4月25日，京师警察厅突袭北大印刷厂，搜出200张未散发的《劳动纪念歌》歌单，歌词中“打破铁牢笼”的句子被定为“乱党证据”。4月27日，上海淞沪护军使署发布戒严令，宣布五一当天“严禁十人以上集会”。面对高压，李大钊在4月28日做出关键决定：将公开集会改为分散行动，并首次提出“到工人中去”的策略。这个决定无意间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劳工结合的先例。
1920年5月1日清晨，一场静默的革命在多地同时展开。上海杨树浦的纺织厂门口，女工们发现围墙上贴满彩色纸条，上面用苏州码子（当时工人常用的数字符号）写着“8-8-8”；北京大学的礼堂里，学生何孟雄将课堂桌椅摆成“工”字形，李大钊站在中央讲授《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广州的茶楼中，粤剧名伶白驹荣将罢工故事编成南音《工人泪》，唱到“机器吃人骨”时，茶客们纷纷将赏钱换成铜板砸向舞台——这些铜板后来成为省港大罢工的经费。
最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在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的500名中俄工人，顶着白俄军警的刺刀举行罢工集会。当俄国监工伊万诺夫举枪威胁时，中国钳工王麟书突然掀开衣襟露出满身伤疤：“这是你去年打的我，今天要么开枪，要么滚开！”在场的俄国工人见状倒戈，用俄语高喊“达瓦里希（同志）”。这种跨国界劳工 solidarity（团结）的瞬间，被在场的美联社记者记录下来，成为全球首篇关于中国五一运动的国际报道。
这场静默抗争的涟漪迅速扩散。1920年5月3日，上海《星期评论》杂志推出“劳动纪念专号”，首度公开全国五一活动细节。主编戴季陶特意将售价从1角降到3分，码头工人张继保用三天工钱买了20本，在十六铺码头分发给货轮水手。这本如今珍藏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刊物里，收录了孙中山“工人当参与政治”的题词，以及唐山铁路工人撰写的《我的牛马生活》。最震撼的是第8页照片——汉口人力车夫李宝成展示脚底厚茧的特写，配文写着：“这双走了三十万里的脚，却走不出车行的押金牢笼。”
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5月9日正式开课，教材是李大钊编写的《工人识字课本》。第一课内容只有三个字：“人”——“工人也是人”；“刀”——“团结就是力量”；“工”——“头顶天脚立地”。前来听课的铁路技工吴祯回忆：“当先生讲到‘工’字上下一横代表天地，中间一竖是顶天立地的人时，三十多岁的汉子们全哭了。”到1920年底，这类补习学校在全国发展到17所，学员超2000人，其中75%是文盲工人。
军阀政府的反扑比预想更血腥。1920年5月7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突袭闸北潭子湾，抓捕“五一宣言”起草者李启汉。审讯记录显示，警察用烧红的铁钳烫烂他的脚底板，逼问“同党名单”。李启汉始终重复：“我的同志是天下劳工。”8月，他被套上18斤重铁镣投入龙华监狱，成为中共建党史上首位入狱的党员。更残酷的是开滦煤矿镇压——1920年11月21日，英国矿警向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矿工开枪，造成7死57伤。死难者中包括14岁的童工杨小栓，他口袋里还装着五一节分到的糖果。
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实现了立场蜕变。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在1920年9月《新青年》改版宣言中宣布：“我们今后要转向劳工运动。”他亲自到上海厚生纱厂调查女工状况，记录到“每日站12小时，月经期无休，半数患子宫脱垂”。这些数据后来写入《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成为中国首份劳工权益调查报告。而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则在1921年1月《益世报》连载《劳动世界之新变动》，首次系统介绍苏俄劳动法：“产妇有8周全薪产假，童工每日读书3小时”——这些条文让国内工人意识到，命运可以改变。
五一纪念活动催生了中国首批现代工会。1921年5月1日，香港海员工会正式成立，入会费从1元降至2角，允许分期缴纳。会长陈炳生设计的会员证暗藏玄机：正面是轮船图案，背面用极小的字印着《工会章程》摘要。当英国巡捕搜查时，工人就声称这是“船票收藏册”。截至1922年5月，全国注册工会达110个，仅广州土木建筑工会就有会员1.8万人。这些组织在后来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京汉铁路大罢工（1923年）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国际共运的关注让运动获得新动能。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的五一节示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三个月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着5万金卢布秘密抵达上海，资助创办《劳动周刊》。这份报纸开创性地使用方言出版——上海版用吴语标注汉字，如“罢工”写成“罢生活”；广州版用粤语谐音字，“工会”印作“工围”。到1922年4月，其发行量突破3万份，天津租界的报童甚至用“卖《劳动周刊》送仁丹”的方式突破封锁。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与五一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结。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中，毛泽东正忙于组织长沙泥木工会罢工，王尽美在济南津浦铁路大厂创办工人俱乐部，李汉俊刚结束《劳动界》周刊的编辑工作。这种实践经历让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写入：“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而这份文件的印刷经费，正来自长沙理发工会募捐的38块银元——工人们将剃头钱塞进竹筒，辗转二十天送到上海望志路106号。
劳动立法斗争在1922年迎来高潮。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提出“每日工作八小时”“禁止雇佣14岁以下童工”等19条主张。这份中国首部劳动权益纲领的推广充满智慧：广州人力车夫将其抄在车厢背面，北京学生扮成说书人在天桥表演《劳工叹》，汉口码头工人更发明了“扁担密码”——用绳结数量传递罢工信号。到1923年2月，全国爆发的罢工潮中，89%提出了明确立法诉求，京汉铁路总工会甚至将《劳动法大纲》刻在郑州站铁轨上。
最令人动容的是基层工人的创造性抗争。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期间，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发现工人不识字，便用矿井信号灯作为表决工具——红灯代表赞成罢工，绿灯代表反对。投票当晚，17000盏矿灯在安源山腰连成红色星河，这个场景被美国传教士拍摄下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工人运动的标志性画面。而罢工胜利后签订的13条协议，开创性地规定“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伤须支付医药费”，这些条款比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厂法》早了整整九年。
五一运动的精神遗产在血与火中淬炼成型。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但就在两天后，上海日商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引发五卅运动。历史的吊诡在于，这场让中国劳工运动登上世界舞台的抗争，其导火索正是纱厂主拒绝执行五年前《劳动法大纲》中的“童工保护条款”。至1927年4月，全国工会会员突破280万，相当于每10个产业工人就有1人加入组织，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同期德国。
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1920年的五一纪念，会发现其真正价值不仅在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更在于确立了“劳动者有尊严”的现代准则。那些藏在煤堆里的传单、用绳结传递的暗号、矿灯组成的表决——这些看似微弱的抗争，最终汇聚成改写中国社会结构的洪流。1950年新中国颁布首部《工会法》时，参与起草的李立三特意将第五章命名为“基层工会”，因为他记得安源煤矿的投票之夜；1994年《劳动法》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条文序号恰是第36条——暗合当年《劳动法大纲》提出的第3条、第6条核心诉求。
如今，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1920年5月1日的铭文只有短短一行：“北京、上海等地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但正是这个起点，让中国亿万劳动者从“苦力”变成国家主人，让“劳工神圣”从口号化为制度。那些在长辛店夜校学会写“工”字的粗糙手掌、在哈尔滨雪地里高唱国际歌的嘶哑喉咙、在广州茶楼抛掷铜板的颤抖指尖……所有这些瞬间，都在告诉我们：历史的进步，永远始于普通人对自己尊严的觉醒。
感谢收听本期《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