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摘要】
我们笃信的“知识改变命运”，为何越来越像一个精致的谎言？本期借助《基因彩票》，探讨一个被我们善意回避的真相：当科学揭示了运气，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公平与努力。
【书中回响】
🤔 “努力就能成功”这套话语，可能是一个精致的谎言，它将结构性不平等，巧妙转化成了“你不够努力”的个人道德指控。
🧬 纯粹由基因构成的“多基因指数”，对大学毕业率的预测能力，几乎和“家庭收入”这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一样强。
🤝 基因的影响力，很多时候并非纯粹的生物决定，而是通过一套“社会性”的机制实现的：它生产的不是分数，而是在特定游戏规则里，更容易得分的“玩家属性”。
🏗️ 承认基因是向下的“重力”，不是宿命论。恰恰相反，这能让我们更清晰地去设计那个向上的“支持力”——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政策与制度。我们的目标，是建造一张足够坚固的“桌子”。
🎁 当意识到我们的“能干”很大程度上只是中了一张基因彩票，整个“我应得的”叙事就开始崩塌，并指向一种更深刻的“幸运者的责任”。
“智商60%由基因决定”，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一句冰冷的判决？它似乎瞬间消解了所有为人父母的努力，也让“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显得无比脆弱。
这正是本期对谈最想穿越的迷雾。我们聊到，遗传率高，不等于“不可改变”。近视的遗传率高达80%，但一副眼镜，这个100%的环境干预，就彻底改变了“近视基因”的后果。承认遗传影响，不是向命运投降，而是为了更精准地理解环境的作用，去追问：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眼镜”，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追问，最终将我们引向了对“优绩主义”的根本拷问。当“能者多得”的“能”，很大程度上只是我们偶然抽中的一张彩票时，那个“多得”的道德正当性又在哪里？当“我应得的”被证明部分源于运气，我们又该如何安放那个更重要的东西——“幸运者的责任”？
【时间轴】
01:53 「努力就能成功」，是我们时代最精致的谎言？
06:52 一项扎心的研究：你的“基因分数”，和家庭收入一样重要
11:32 基因如何影响命运？一个“红发儿童”的思想实验
14:52 别再误解“遗传率”：一副眼镜如何改变基因的“魔咒”
18:37 承认基因是向下的“重力”，是为了建造一张更坚固的社会之“桌”
20:42 当“我应得的”开始崩塌：为何“能者多得”的正当性遭到了根本性质疑？
23:03 基因测试的新使命：从“选拔天才”的筛选器，到“守护弱者”的探测器
25:45 不要把幸运误认为美德：如何理解“幸运者的责任”？
【本期对谈的书籍信息】
书名：基因彩票
作者：凯瑟琳·佩奇·哈登
译者：陆大鹏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猜你想看】
- 《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The Genetic Lottery: WhyDNA Matters for Social Equality）
本书由行为遗传学家凯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撰写，于2021年出版。书中探讨了基因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教育成就和社会经济地位。作者认为，正视基因在个体差异中扮演的角色，并非为社会不平等辩护，而是将“基因天赋”视为一种纯粹的运气。哈登主张，一个公正的社会不应让这场“基因彩票”的结果决定人的价值和命运，并呼吁利用遗传学知识来推动更有效的社会公平政策。 - 《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这本书由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J.Herrnstein）和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Murray）于1994年合著。书中提出，个人智力是预测其财务收入、工作表现、犯罪率等众多社会成就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该书因其关于智商、种族与遗传之间关联的论述而引发了巨大争议，许多观点被主流科学界视为伪科学。播客中提及此书，是将其作为一种利用遗传学为社会不平等辩护的典型，与《基因彩票》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 多基因指数（Polygenic Index / Polygenic Score）
多基因指数是一种通过汇总成千上万个微小的遗传变异效应，来估算个体在某个特定性状（如身高、教育成就或患某种疾病的风险）上的遗传倾向的综合分数。它通常基于大规模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数据生成，这些研究旨在识别与特定性状相关的基因变异。多基因指数本身无法绝对预测个体的未来，但它作为一个评估遗传倾向的工具，在流行病学研究、疾病风险预测、理解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等领域具有重要价值。 - 詹姆斯·詹克斯的“红发基因”思想实验
这是一个由社会学家詹姆斯·詹克斯（James S.Jencks）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实验设想在一个歧视红发人群、不允许红发儿童上学的虚构社会里，“导致红发的基因”和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之间会产生完美的关联。然而，导致这种关联的根本原因并非基因本身，而是歧视性的社会制度。这个思想实验被广泛用于说明，基因的影响力往往不是纯粹生物性的，而是通过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制度和文化规范相互作用才得以体现。 - 遗传率（Heritability）
遗传率是一个统计学概念，用于衡量在一个特定群体中，个体间某个性状（如身高、智商）的“差异”有多大比例可以归因于他们之间的“基因差异”。遗传率的数值范围为0到1。一个常见的误解是，高遗传率意味着某个性状主要由基因“决定”且不可改变。事实上，遗传率描述的是在“当前环境”下群体差异的来源，它并不适用于解释单个个体的构成，也并不意味着一个高遗传率的性状无法通过环境干预（如提供眼镜来矫正高度遗传的近视）来改变其后果。 - 优绩主义（Meritocracy）
“优绩主义”一词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其1958年出版的讽刺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创造。他将“优绩”定义为“智商+努力”，并描绘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体完全凭借才能和努力被筛选并分配到不同的社会阶层，最终形成一个僵化且缺乏同情心的新式精英统治。杨创造这个词的初衷是带有批判和警示意味的，但他未曾料到，“优绩主义”后来被广泛接受并用作一种正面的社会理想。 - 约翰·罗尔斯与《正义论》（John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约翰·罗尔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在1971年出版的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实验——“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他邀请我们想象，在设计一个公正社会的基本原则时，所有参与者都处在一块“幕布”之后，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性别、种族乃至天生的才能和智力等一无所知。罗尔斯推论，在这种状态下，理性的参与者会选择建立一个对社会中“最不幸者”最有利的制度（即“差异原则”），以确保即使自己运气最差，也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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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档以书为锚，探索世界的深度对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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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期节目，我们一起共读一本书，并试图通过对谈的方式，来向你展现书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深层结构，与触动我们内心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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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作】
在一个思想可以被“生成”的时代，什么才是我们作为人类，不可替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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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声音】
而声音的呈现，我们进行了一次实验：交由AI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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