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摘要】
为什么当选择前所未有地多，我们却正在失去爱的能力？本期我们跟随社会学家鲍曼，从消费主义这把冰冷的手术刀入手，重新审视现代人“流动的爱”背后的自由、不安与代价。
【书中回响】
🛍️ 我们用筛选商品的方式挑选伴侣，却不知一段关系的根基，早已被悄悄置换。
🔄 弗洛伊德说我们用一部分自由交换安全，但在今天，我们或许是用安全换取了一个“必须成为别人”的、更孤独的自由。
🌍 当资本变得可以在全球流动，而劳动者却被困在原地，工厂便不再生产团结，而是生产竞争。
🌱 一个良好的社会，不是因为它已经完美，而是因为它永远对自己说：“我们还不够好。”
理解鲍曼，或许要从理解他人生中那个最艰难的决定开始。二战之后，满怀着对“平等与自由王国”的向往，他选择加入共产党，试图参与创造一个更正义的世界。然而，宏大叙事很快就在现实中露出了它残酷的另一面：为了所谓“历史必然”，个体的痛苦可以被轻易地抽象化、合理化。最终，也正是这个他曾寄予厚望的体制，因为他无法改变的犹太人身份，将他开除、驱逐。
他一生的轨迹，就是不断被他无法掌控的“命运”所抛掷。纳粹来了，他被迫流亡；他想成为一个波兰人，却被“波兰性”拒之门外；他来到以色列，却拒绝用一种民族主义去对抗另一种民族主义。这种永远身处边缘、无法被清晰归类的“纠结”状态，反而成为了他思想中最锐利的武器。它让他得以一生都对任何形式的集体标签和绝对归属，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最终看清，我们这个追求秩序的现代社会，是如何系统性地制造出那些被排斥在外的“无用之人”。
这趟诚实的思想旅程，最终抵达了一片悬崖。在生命的尽头，鲍曼坦言自己的工作“毫无成果”，并将“死得很不幸福”。可也正是这位理智的悲观主义者，从未对一个更正义的世界失去信心。他留给我们的，不是一张走出困境的地图，而是一个更难的谜题：当理智让我们看清绝望时，我们该如何为那“因意志而生”的乐观，找到持续划水的理由？
【时间轴】
01:56 像选购一件夹克那样挑选爱人，我们失去了什么？
10:03 他在1971年，如何精准预言了以色列今天的道德困境？
16:35 宇宙的尽头是考编：我们正用无限自由交换廉价安全感
24:49 从团结到竞争，谁成了我们时代被放逐的替罪羊？
30:57 一位思想家在生命尽头的坦白：「我的工作毫无成果」
【本期对谈的书籍信息】
书名：将熟悉变为陌生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
译者：王立秋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猜你想看】
- 齐格蒙特·鲍曼与“流动的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是波兰裔犹太社会学家，以其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Modernity）概念闻名于世。该理论认为，当代社会已经从一个“固态的”、结构稳定的现代阶段，过渡到一个“流动的”、万物皆可变的阶段。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过去坚固的社会结构，如工作、家庭、社群乃至个人身份认同，都变得不稳定、短暂且充满不确定性，迫使个体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独自应对风险。鲍曼本人的流亡经历也深刻影响了他对身份、归属与不安全感的洞察。 - 克莱特·道林与“灰姑娘情结”
克莱特·道林（Colette Dowling）是美国作家，她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灰姑娘情结：女性对独立的隐秘恐惧》（The CinderellaComplex: Women's Hidden Fear of Independence）中首次描述了这一概念。“灰姑娘情结”并非指女性天生软弱，而是探讨一种由社会文化长期规训而产生的、对独立的无意识恐惧，以及渴望被他人照顾的深层心理依赖。该理论认为，这种心态会限制女性充分发挥其智力与创造力，因为它鼓励女性等待一个外部力量（如伴侣）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而非主动掌控自己的命运。 - 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
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是20世纪波兰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之一。作为与鲍曼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同样在二战后因对建立一个更公平世界的理想所吸引而选择加入共产党。后来，柯拉柯夫斯基逐渐对斯大林主义及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感到幻灭，并成为其最深刻的批判者之一，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对此有系统性的分析。他的经历反映了那一代东欧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洪流时，所共有的理想主义、挣扎与反思。 - 弗兰茨·卡夫卡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是20世纪德语文学的代表作家，鲍曼认为他对现代权力的洞察无人能及。在其长篇小说《审判》和《城堡》中，卡夫卡描绘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形态：它是匿名的、非理性的，其运作逻辑荒诞且无法穿透。个体在面对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时，既不知道自己因何被审判，也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与之沟通或对抗，最终陷入一种无助的困境。这种对现代社会中权力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文学预言，为鲍曼分析极权主义和官僚系统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在其1930年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他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文明本身是一场交易，人类为了换取社会所提供的安全与秩序，必须压抑一部分原始的本能冲动（如攻击性和性欲）。这种压抑导致了个体内心的持续紧张和永不满足，即“不满”的来源。鲍曼认为，这一“用自由换安全”的诊断是理解现代社会精神痛苦的关键，但在“流动的现代性”下，这个公式发生了逆转：人们为了追求无限的个体自由，反而放弃了过多的安全感，从而产生了新的焦虑。 - 马克思的“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
这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用以分析阶级意识形成过程的两个核心概念。“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指一群在经济结构中处于相同地位、拥有共同客观利益的人，但他们尚未意识到这种共同性。当这个群体通过斗争和联合，发展出共同的阶级意识，并为了共同的阶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时，他们就转变为“自为的阶级”（class-for-itself）。鲍曼借用这一理论来说明，在当代社会，由于个体化和竞争的加剧，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变得极为困难，从而瓦解了社会团结的基础。 - 安东尼奥·葛兰西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的名言“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在播客结尾被引用，作为一种面对困境的行动哲学。这句话最早由罗曼·罗兰提出，后经葛兰西阐发而闻名。它倡导一种二元态度：一方面，人们需要用理智对现实进行冷静甚至悲观的分析，承认其严峻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凭借意志保持乐观，并积极投身于改造现实的行动中。鲍曼认为，这是一种心怀希望者所持有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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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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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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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一场实验，也是一份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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