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Frankie Hui：Chairman of HK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New Towns & Grandmaster Orchestral Music Society, Vice-Chairman of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 Fireside
Interviewer: Calix Deng, Wendy Chong, Lawrence Ng
採訪者：鄧嘉熙、蔣沛芸、吳業澧
Wendy: 我們在一些雜誌報導裡面發現你推廣音樂之外，也擔任了不少公職，例如是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席和國際文化交流協會相關的工作，就覺得你對教育充滿熱誠和很瞭解香港的青少年學生。你本身做音樂工作應該都已經很忙了，請問為什麼都會對文化交流這麼有熱誠呢？
Frankie: 我想文化交流熱誠是從音樂那裡開始啟發的，因爲我做音樂教育時 - 我十七歲出來就已經開始做音樂教育 - 今年四十七歲了。在我做音樂教育的同時，我和很多小朋友（我接觸了很多小朋友），年青人，和不同的老師，也有很多不同的合作的層面。同時，我們發現了原來每一個人，他不是純粹圍繞著單方面發展的，例如他喜歡音樂，但是他可能喜歡運動，是也可能同一時間喜歡文化，也同一時間喜歡一些學術其他不同的東西。所以我在十幾年前開始我就慢慢加入一些不同的團體，就像剛才説的，包括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其實我也有（參與）地區團體，如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有一個華羅庚數學（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界別都不一樣，從數學語文到音樂。我發現了原來，只要是小朋友喜歡的，青少年喜歡的，我作爲一個策劃的人士，也可以幫忙策劃一些不同活動，可以讓他們可以樂此不疲地參與我們的活動。
Wendy: 是啊！我覺得你也很熱心，也很有熱情去做這一些的事，去貢獻社會和幫更多的青少年一起建立他們自己的一些潛能。例如你做琴的初衷就是因為害怕琴的設計不好，讓小朋友的手指變形，後來又做一些音樂會的平臺，都是為了讓大家的友情和關係可以很永恆地聯繫下去。我覺得你對人這一種的溫暖才會讓你今天很成功。你之前在校友的雜誌寫了當年的中學老師注重品德培養多於成績，相信他當年對你的關懷也影響到你的處世態度。請問你覺得成功與否是不是也跟做人的態度有關？
Frankie: 我覺得品質或德行真的比學歷重要，重要過我們一般的基本知識。為什麼呢？我以前去大陸又好，或者我去海外也好，到國内的農村，會看到一些婆婆伯伯，他們很有禮貌，他們說話不會有點咬文嚼字的詞彙，但就是很有禮貌，很nice，但是他們可能連書都沒讀過。原來沒讀書的文化不代表一個人沒文化，他們可能有另一個文化修養，也許就是他的處事態度。這一方面，我在學校學習有很深刻的印象，當年我的成績是可能是首屈一指的差（笑），在現代的教學來說是小朋友的反面教材，我中一是可能是全班倒數第二第三，就是還未到倒數第一那麼厲害而已，但是老師對我們的不離不棄，對我們的鼓勵，和對我們的教育就是分兩面看的：成績差他會責怪我的成績，但是當我在另外一方面有成就或者在另外一方面的工作能力是ok的時候，會得到他的認同。就例如我喜歡拉小提琴，當年我也做班會主席，organise了一些活動，去設計怎麼做一些不同的項目也得到學校老師的肯定，他會認爲我在第二方面是有才華的。在這個深刻的教育底下，我出了來社會做事的時候就有很大的啓發。面對不同的同學，或者是對不同的年青人，在我眼中學歷不是非常的重要。但當然，隨著社會進步，其實讀書，你的高低也挺重要，你起碼要有一般的成績（現在聽人說：「喂，最基本都有大學（學歷）啊！」）。我們當年如果是中學畢業可能已經足夠了，所以我會放開一點，很多時候跟些年輕人溝通的時候就更容易切入他們心裡的話題了。
Wendy: 其實我也自己也很認同成績不是一切，就像你剛說的中學老師會鼓勵你們發掘其他的潛能，所以人的才華應該也不單止是讀書，或者在學術方面，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發光發亮，所以在青少年時期豎立的一些價值觀和待人接物的態度，也是成功的關鍵。
Calix: 我知道你從小就受到一個音樂熏陶，請問你是在香港，外地或外地接受音樂教育呢？
Frankie: 我從小就在香港接受音樂教育，我七歲就已經在學習小學琴，當年家裡很貧窮，我們是住公屋的，百餘尺的地方要住六個人。家人也願意付出比較大的費用（佔了我爸爸的工資的五六分之一），讓我去學小提琴。小時候不是很清楚，但到十幾歲的時候我就很理解家庭的付出。我七歲多開始學，八歲多已經登臺在香港表演，那時候因為學音樂而讓自己有信心做不同的事。
Calix: 嗯，我也知道你搭建了香港國際音樂節，也積極參與不同的國際樂器展覽會，我很想理解許先生怎樣看香港、內地、和國際的（你也從事音樂教育）在音樂文化或教育氛圍上的相同相異之處。
Frankie: 音樂教育和文化也許有一點聯系。教育方面，大家都希望把小朋友教好，只是大家用不同的方法，有些地方有可能用一些較嚴厲的方法，有些就偏向鼓勵性質。文化一定是（與教育）有區別的，為什麼呢？大家聽古典音樂也好，或是聽我們國内的民族音樂也好，或者聽一些非洲的音樂也好，每一個地方的音樂無論在節奏，旋律或音韻都有很大的區別。那為什麼他們又會是一樣的呢？兩者最終也是希望將音樂灌輸給年輕人，灌輸了給人類之後，希望我們作為一個人，或者年輕人，或者少年人也好，讓音樂開放自己，用音樂啓發自己，用音樂給自己一個娛樂空間，或者利用音樂表達了自己的內心世界 -- 這音樂演繹出來的東西呢，和他想表達的事情是一樣的，但是個效果卻不一定一樣。
Calix: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在教育方面，大家都是在用不同的方法達至在音樂方面得以有成就；在文化方面，雖然在曲目的聽覺效果有不同，但是你也認為音樂最終是為達到娛樂和啟發自我的作用。
Wendy: 接下來，我想問問許先生的人生的經歷。我知道你的經歷不是一帆風順的，例如當然你的手意外受傷，沒辦法繼續在舞臺上繼續演奏，從而走上了小提琴教學和做琴之路。在二十八歲時，你也開辦過工廠，但因為遇上SARS而停產，經歷了不少的挫折。一般人遇到這麽大的困難早就放棄了，但令我很敬佩的是你仍然不改初心，從事音樂藝術交流方面的工作。請問你當年是怎麼走出這個困境和重整方向？身邊有沒有人不離不棄地鼓勵你？
Frankie: 當然有家人和朋友的鼓勵，這是離不開的。但是我覺得是無論身邊有多少人鼓勵你，有多少朋友支持你，你一定不能夠離開樂觀的心態。樂觀的心態不是我與一個年輕人或者一個朋友說：「你要樂觀些啊！」——經常有些家長說要什麽樂觀面對——但樂觀不是霎時間會出現的，是由小時候慢慢把其精神培養出來。那麼如何培養出來就留待我們往後有機會才慢慢探求吧。那麽我當年為什麼會把心放寬些呢？這也是因為我剛才說的樂觀心態。既然SARS來到了，那段時間有人比我更艱難，有人比我更淒慘。當年還有一個因素：當時我有很多個員工，很多同事，我寧願自己不斷問銀行借錢，就可以拿多些錢去support我們的老師。有些老師要養家，但是學校停課，我們做學校生意，學校停課時，我們這些老師就無法教琴，無法上課，根本就沒有收入，所以我寧願借多些錢舒緩他們的財政壓力。最後，我自己除了開工廠之外，在香港也開了一間吹笛公司做樂器貿易，除了我自己的工廠，當年其他工廠也一樣面對很多困難，我去拿了些費用給他們——反正都借了回來了——我當時有個很搞笑的想法：我都借那麽多錢了，如果真的不行，我一個人（宣佈）破產就可以啦，不是嗎（笑）？一個人破產就行啦，不需牽連其他人，那就可以把借了回來那一大筆的款項分給不同工廠，不同的朋友。當然，我不是直接給他們的，他們要上班由我發工資給他們，結果他們沒有什麼做但也可以如常運作。我得來的回報是什麼呢？原來有一班老師因為我的做法而對我非常認可，在往後的日子只要我有任何工作呢，我一找他們，他們完全沒有推搪，有很多時甚至義務性去幫忙去處理工作，這是我得來的後著。另外，有些工廠，一些參音樂的樂器工廠，在零三年SARS過後，對我説：「許俊輝先生，只要你繼續在這個行業裏，你要多少貨品我也可以提供給，你不需要支付貨款。」當時有個廠家我一年後才給他貨款，原來這就是我們除了樂觀，一向做事的信用和對別人的支援，最後能換來別人的支持，困境也是因此而度過的。
Wendy: 我也覺得你的經歷很神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奇妙，你當初很有義氣地幫助他們，到頭來他們也會回報你，所以大家一起守望相助其實十分可貴。
Lawrence: 剛聽到Wendy說關於就是03年SARS，我想問下其實現在也有一個新冠疫情，這可能跟當時的情況都有點相似。在這一個情況之下，一些從事音樂或者文化這一方面的人，他們怎樣可以不受疫情的阻撓去繼續發展他們的事業？或者許先生有沒有些什麼特別的建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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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Lawrence Ng, Kelly 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