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位居次席的是GSK。2025年其研发投入98.58亿，较上年增长19%。
近年来，GSK正在从“疫苗和呼吸老牌巨头”向更强创新管线公司转型，并进入兑现期。
在产品进展方面，包括脑膜炎球菌病、单纯性尿路感染、COPD、多发性骨髓瘤、重度哮喘等产品获批。同时，GSK还启动7个III期临床，涉及COPD、MASH、胃肠道间质瘤、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等多个适应证。
目前，GSK产品管线中有58个资产，其中包括17个III期临床阶段项目。2026年，GSK预期将有5项关键临床数据读出，并启动10项关键临床试验。
阿斯利康2025年研发投入142.32亿美元，同比增长4%，占营收24%。
过去一年，阿斯利康取得了16项III期阳性数据，后期管线连续两年维持在37款左右，拥有超100项III期临床试验。预计2026年还将有20余项III期临床结果。
在2030年营收800亿美元目标的指引之下，阿斯利康在2026JP摩根大会上明确将“下一代IO双抗+高价值ADC”列为创新增长支柱，通过“自主研发+生态合作”覆盖肿瘤、自免领域，成为支撑其2030年800亿美元营收目标的关键力量。
研投费用增长代表着一家公司加大投入，但研发支出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创新收缩。
当前MNC收缩研发投入的逻辑也相对清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核心产品专利悬崖临近或已至。修美乐、K药、艾乐妥、喜达诺等超级重磅炸弹核心专利到期或陆续到期，带来的是每年数百亿美元营收归零的风险。在找到确定的“营收接班人”之前，控制研发支出、聚焦核心管线是最理性的选择。
2025年末，辉瑞给出的2026指引低于市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冠病毒肺炎相关收入衰减和专利到期产品造成的收入缺口。
而2026年2月，默沙东宣布架构调整，而核心原因正是系统地应对K药未来专利到期的冲击。
其二，反摩尔定律正在持续发酵。
过去十年，单个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从10亿美元攀升至25亿美元，而回报率持续走低。当内部研发的ROI（投资回报率）低于BD时，砍掉内部项目、从外部购买创新就成了必然选择。与其从零开始赌一个靶点，经历十年研发、十亿美元投入、90%的失败风险，不如等Biotech完成概念验证后直接溢价收购。虽然收购价格昂贵，但风险大大降低，回报周期也大幅缩短。动辄百亿美金的交易，正在成为MNC的标配。
其三，美国药价政策压力。IRA允许美国政府直接谈判药价，迫使药企更加谨慎地评估研发投资回报。因IRA迫使药企在9年内，不得不想方设法快速提高销售以达到峰值。而在研发端，提高成功率和效率对药企而言将更为重要，而研发投入将可能会减少。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IRA实施后，在未来30年可能会导致新药的数量减少1%。事实上，MNC投入到研发的支出并没有减少，只是出现了分叉：一部分从内部研发流向了外部BD，一部分从成熟管线流向了新兴赛道，一部分从“广撒网”式的探索流向了对更高确定性管线的攻坚。这种研投逻辑的变化也决定了，巨头未必是研发投入最多的，但一定是资本配置能力最强、创新整合效率最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