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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sius 233 Book Summaries Podcast2026-02-0506 minHometown History2026-01-1323 min历史的混响
历史的混响1920年1月12日:白话文入课堂——中国教育的百年革新之路今天是2026年1月11日,一百零六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了一道训令,规定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本改用白话文教学,并计划逐步废止所有文言文教科书。这道看似普通的行政命令,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教育从“精英垄断”走向“大众普及”的大门。今天,我们就从清末民初的课堂讲起,还原这场“白话文入课堂”运动的来龙去脉,看看它如何让文字从古籍中走下来,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要理解这场改革的意义,得先看清当时的教育有多“难”。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可课堂上的课本却还是老样子。孩子们启蒙读《三字经》《千字文》,稍大些学“四书五经”,作文必须用“之乎者也”,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全靠老师断句。1913年,有人在《教育杂志》上记录过一个真实案例:江苏某小学的作文课上,学生写“今日天气晴朗,余与友出游”,老师批注“不通,应作‘今日天朗气清,与友人同游’”,可学生实际想说的是“今天太阳好,我和同学去河边玩”,文言的表达和孩子的生活完全脱节。更麻烦的是,文言文的学习成本太高。当时全国文盲率超过80%,能读懂《论语》的人不到5%,更别说用文言写作了。1915年,商务印书馆做过一次调查:全国小学毕业生中,能用文言写出通顺书信的不足30%,多数孩子只会背“子曰诗云”,却连一张请假条都写不明白。这种“学非所用”的教育,让知识成了少数人的专利,普通百姓家的孩子,要么在私塾里死记硬背,要么干脆辍学种地。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为打破这种僵局提供了思想武器。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第一条就是“须言之有物”,他痛批文言“文胜质则史”,说“古人说的‘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现在谁还这么说话?”同一时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更激进,喊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这些主张像一声惊雷,让知识界开始反思:教育的目的,难道不是让每个人都能用文字表达自己吗?钱玄同、刘半农等学者也加入进来。钱玄同说“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直指当时流行的骈文和桐城派古文脱离现实;刘半农则身体力行,用白话翻译外国诗歌,还创办《歌谣》周刊,收集民间俚语,证明“老百姓的话也能登大雅之堂”。这些讨论让“白话文”从一个文学概念,变成了教育改革的焦点。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让白话文从书斋走向街头。学生游行时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白话口号,比文言的“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更有力;上海《申报》用白话报道学生火烧赵家楼,比文言的“学子激于义愤,焚曹宅以泄忿”更让百姓看得懂。连最保守的《东方杂志》都开始用白话写评论,主编杜亚泉说:“时代变了,文字也得跟着变,不然怎么跟年轻人说话?”在这样的氛围下,北洋政府的改革终于迈出了一步。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正式发布训令,原文是“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其余各年级,亦应逐渐改用,务期十年之内,完全废止文言教科书”。这里的“国民学校”就是小学,先让六七岁的孩子用白话学认字,再慢慢过渡到高年级,最后彻底告别文言。这道训令一发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拍手称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说“这是教育界的大革命,从此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玩意儿”;但反对声也不少。山东某县教育局长因坚持用文言教学,被省教育厅撤职,他写信抗议“废文言就是废祖宗之法”;江苏的私塾先生们集体罢课,说“白话文是引车卖浆者之言,岂能登课堂?”还有家长担心“孩子学白话,以后考秀才怎么办?”。改革的具体实施,比想象中更复杂。首先是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连夜组织学者编写白话文课本。1920年秋季开学,第一套白话文教材送到学校,一年级第一课是“人,手,足,头,身”,配着图画教孩子认字;二年级课文是“妈妈缝衣裳,弟弟画图画,爸爸看报纸,我背书包上学去”,全是生活场景。叶圣陶后来回忆,他编写《开明国语课本》时,特意去小学听课,看孩子们喜欢什么,最后用“萤火虫,提灯笼,飞到西,飞到东”这样的童谣代替道德说教,果然大受欢迎。但农村地区的推广却困难重重。很多地方没有白话文老师,私塾先生只会教“人之初,性本善”,改教白话文就像让老中医学西医,摸不着头脑。1935年教育部调查河北某县,52所小学里只有3所配了白话文教师,剩下的还是用文言混着白话教,学生作业里常出现“今天天气好,余与友出外游玩”这种半文半白的话。更麻烦的是方言差异,南方孩子学北京官话写的白话文,总觉得“别扭”,老师不得不用当地方言解释,结果“言文一致”变成了“言方一致”,离改革初衷有点远。不过,改革的成效还是慢慢显现了。1923年,上海《申报》统计,白话文报纸销量是文言报纸的12倍,连卖菜的老太太都能看懂《申报》上的“今日青菜每斤三分”;通俗小说更火,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用白话写市井生活,一年卖了二十万册,比传统章回体小说受欢迎多了。教育方面,1925年全国小学白话文教材使用率从1920年的不足20%涨到70%,学生作文里开始出现“我想当医生,给穷人看病不要钱”这样的直白表达,在文言时代,这种话只能憋在心里。这场改革还悄悄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过去用文言,讲究“微言大义”,写文章要“藏锋不露”,结果很多人学会了“之乎者也”,却不会独立思考。学了白话文后,孩子们开始问“为什么月亮会圆会缺?”“为什么要交这么多税?”,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正是思想解放的开始。1923年,湖南长沙某小学的作文课上,一个学生写“我讨厌缠足,姐姐的脚裹得像粽子,走路都疼”,老师在评语里写“真情实感,胜过千篇一律的‘二十四孝’故事”,这正是白话文带来的变化——文字不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当然,白话文教育也不是一帆风顺。保守派一直批评“白话文浅薄,丢了传统文化的魂”。1927年,章太炎在苏州演讲时说“文言是中华文化的根,废了文言,就像砍断了树的根”,这话有一定道理——文言文确实承载着两千年的文化典籍,但问题在于,当时的文言文教学已经僵化,成了背诵和考试的工具,而不是理解文化的桥梁。后来的实践证明,白话文并没有“废掉”传统文化,反而让更多人能通过白话译本读懂《史记》《红楼梦》,比如1929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白话版《水浒传》,销量超过百万册,让梁山好汉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这场改革的深远影响,在今天还能感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语”和“国文”合并为“语文”,白话文正式成为官方教学语言;我们今天用的课本里,“春天来了,小草绿了”这样的句子,就是从1920年代的白话文教材一步步演变来的。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教育为大众服务”的理念——知识不该藏在古籍里,而该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讲出来。回顾1920年1月12日的这道训令,它不只是一次语言改革,更是一场教育民主化的尝试。它让六七岁的孩子不再对
2026-01-1111 min历史的混响
历史的混响1920年1月2日:禁酒令生效——一场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与历史教训​今天是2026年1月1日,一百零五年前的明天,美国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1920年1月17日零时,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正式生效,全国范围内禁止制造、销售和运输含酒精饮料的“禁酒令”开始执行。这一法令源于长达数十年的禁酒运动,承载着人们对道德净化与社会改良的期望,却最终演变成一场失控的社会实验,深刻改变了美国的犯罪格局与民众生活。今天,我们就从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说起,讲述禁酒令如何从一场民间呼吁变成国家法律,又为何在十四年后被废除。要理解禁酒令的起源,得先看清19世纪美国的社会图景。当时,美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大量移民涌入城市,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酒精滥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工厂工人下班后聚集在酒吧酗酒,导致旷工、工伤频发;家庭暴力因丈夫醉酒而激增,女性与儿童成为直接受害者;城市中充斥着廉价劣质酒,许多底层民众因酗酒倾家荡产。据当时统计,美国成年人年均饮酒量高达90升纯酒精,是今天的数倍,酗酒引发的健康问题和社会冲突让改革者忧心忡忡。禁酒运动的兴起,与宗教和道德改革思潮紧密相关。19世纪上半叶,美国新教教会发起“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强调个人道德与社会责任,认为酗酒是“罪恶的源头”。1830年代,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成立,成员多为中上层女性,她们走上街头演讲,揭露酗酒对家庭的破坏,呼吁政府采取行动。这些女性活动家认为,禁酒不仅能减少暴力,还能提升女性地位——因为男性酗酒减少后,家庭决策会更合理,女性不必再忍受丈夫的酒后虐待。除了宗教力量,禁酒运动还得到进步主义改革者的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兴起,改革者试图通过立法解决贫富差距、政治腐败等问题,禁酒被视为“社会净化”的重要一步。他们指出,酿酒业多与政治腐败勾结,酒商通过贿赂官员获取执照,而政府税收中来自酒类的部分被用于维持这种腐败体系。因此,禁酒不仅能改善道德,还能清除政治积弊。在多方推动下,禁酒运动逐渐从民间呼吁转向政治诉求。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赋予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的权力,这为禁酒提供了经济基础——此前政府依赖酒类税收,禁酒后可通过所得税弥补财政缺口。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禁酒又被赋予爱国色彩:酿酒消耗大量粮食,而战时粮食需优先供应军队,因此禁酒成为“节约资源支持战争”的举措。同年,国会通过《战争禁酒法案》,暂时禁止酿造烈性酒,为永久禁酒铺路。1919年1月16日,禁酒运动迎来关键胜利: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获得国会通过,并经四分之三州批准,正式生效。该修正案明确规定:“自本条批准一年后,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不得制造、销售或运输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不得为制造、销售或运输致醉酒类而持有或使用任何容器。”这意味着,除宗教仪式用的少量葡萄酒外,所有含酒精饮料的生产、流通和销售都将被禁止。为了让禁令具有可操作性,1919年10月,国会又通过《沃尔斯特德法案》,详细规定禁酒的具体措施:联邦禁酒探员有权搜查可疑场所,没收违禁酒类;制造、销售酒精饮料最高可判罚款1000美元或监禁半年;私人持有酒精饮料虽不违法,但不得饮用。1920年1月17日零时,随着纽约市海关大楼的时钟敲响,首批禁酒令执法人员查封了城内的酒吧和酿酒厂,全美范围内的禁酒正式开始。禁酒令生效初期,许多美国人对此表示支持。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走上街头庆祝,认为“道德的胜利”终于到来;教会组织举办感恩仪式,感谢上帝赐予“清醒的国家”;报纸上满是禁酒探员查封地下酒厂的报道,营造出“法令得到严格执行”的氛围。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很快被现实击碎——禁酒令的执行远比想象中困难,其负面影响逐渐显现。首先,民众的饮酒需求并未消失,反而催生了庞大的地下市场。城市中涌现出大量“地下酒吧”,伪装成咖啡馆、理发店甚至私人住宅,顾客需通过暗号进入,支付高价购买私酿的威士忌、啤酒。这些地下酒吧由黑帮控制,他们通过走私、自制酒精获取暴利。例如,芝加哥黑帮头目阿尔·卡彭的犯罪帝国,每年仅酒类走私就获利超6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数亿美元。地下酒吧的盛行让禁酒令形同虚设,据统计,1920年代美国人均酒精消费量虽有所下降,但仍有约30%的成年人在偷偷饮酒。其次,禁酒令导致执法腐败与犯罪率飙升。联邦禁酒探员仅有1500人,却要监管全美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本无法有效执法。许多探员收受贿赂,对地下酒吧视而不见;地方政府因依赖酒类税收,也消极执行法令。相反,黑帮通过暴力手段垄断地下酒市,火并事件频发。1929年情人节大屠杀中,卡彭的手下伪装成警察,枪杀了敌对帮派的7名成员,震惊全美。禁酒令不仅没有减少犯罪,反而让有组织犯罪迅速发展壮大。再者,禁酒令对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多重冲击。酿酒业、餐饮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政府失去了酒类税收,不得不提高所得税税率,加重中产阶级负担;医学领域也受到影响,医用酒精被严格管制,许多患者无法获得必要的消毒药剂。更严重的是,私酿酒质量低劣,常含有甲醇等有毒物质,饮用后导致失明、死亡事件频发。1926年纽约市就有400多人因饮用私酒中毒身亡。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禁酒令的支持率逐渐下降。中产阶级开始质疑:为了一个无法实现的“绝对禁酒”目标,是否值得付出犯罪率上升、经济受损的代价?女性群体也出现分化,部分女性意识到,禁酒令并未真正解决家庭暴力,反而让黑帮掌握了城市的命脉。1932年总统大选,富兰克林·罗斯福将“废除禁酒令”作为竞选纲领之一,承诺“让美国重新清醒”,最终以压倒性优势当选。1933年2月20日,罗斯福推动国会通过第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废除了第十八修正案,宣告禁酒令正式结束。同年12月5日,犹他州作为第36个批准州,使废除法案生效,美国长达十三年的禁酒时期画上句号。第二天,纽约市的酒吧重新开业,民众排队购买啤酒,庆祝“自由饮酒权”的恢复。回顾1920年禁酒令的生效与废除,它是一场典型的“理想主义政策失败”案例。禁酒运动的初衷是好的——减少社会罪恶、改善家庭关系、净化道德风气,但它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市场需求的客观存在。当法律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严重冲突时,单纯的强制禁止只会催生地下经济和犯罪,最终损害法律的权威性。禁酒令的教训在于:政策制定需兼顾理想与现实,尊重社会规律,否则再美好的初衷也可能走向反面。总结来说,1920年美国禁酒令的生效,是美国社会试图通过立法解决道德问题的重大尝试,它反映了进步主义时代人们对社会改良的热情,也暴露了理想主义政策的局限性。这场持续十三年的实验告诉我们,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现实基础,忽视人性需求的“一刀切”往往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天,当我们审视禁酒令的历史,更应从中汲取教训:社会进步需要理性的规划,更需要包容的智慧,唯有如此,才能让“历史的混响”成为推动文明前行的力量,而非警示后人的警钟。
2026-01-0110 min历史的混响
历史的混响1920年11月23日:陈独秀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奠基时刻​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1月22日。一百零五年前的明天,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阁楼里,煤油灯的光晕在褪色的壁纸上晃动,陈独秀放下手中的毛笔,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案头摊开的稿纸上,墨迹未干的字迹写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这份正在完成的文件,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纲领性文献。它不是一份公开的政治宣言,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它第一次系统回答了“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为这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埋下了最初的思想火种。要理解这份宣言的分量,得先回到1920年的中国。那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没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列强依然在租界里耀武扬威,军阀在各地割据混战,农民在土地上挣扎求生,工人在工厂里遭受剥削。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喊出“打倒孔家店”,却让许多知识分子陷入迷茫:推翻了旧文化,新路在哪里?救了中国,路在何方?1919年的五四运动,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这层迷雾。北京的学生举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标语走上街头,上海的工人罢工声援,商人群起响应。这场运动不仅让“爱国”成为全民共识,更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土壤。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撰文呼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不再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成立,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争论: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陈独秀,这位曾经的“新文化运动旗手”,此时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成为无数青年心中的“导师”。但五四运动后,他逐渐意识到:仅仅靠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救不了积贫积弱的中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改良主义已成绝响,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力量、新的道路。”1920年春,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聚集了李达、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等一批进步青年。他们每周聚会,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渐渐地,一个更明确的想法在陈独秀心中成型:要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这年8月,陈独秀与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立时,只有5名成员,却承担着“建党先驱”的重任。陈独秀作为负责人,既要联络各地进步分子,又要思考党的纲领和方向。他在日记中写道:“小组虽小,却是火种。要让这火种燃遍全国,必须有明确的纲领,让同志们知道为何而战、如何而战。”于是,起草一份指导全党行动的宣言,成了当务之急。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过程,是一场思想的碰撞与凝聚。陈独秀召集小组核心成员,在阁楼里开了不下十次会议。争论最激烈的是党的性质和目标。有人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认为党应该是“无组织的群众联合体”,反对任何“先锋队”的提法;有人担心“无产阶级专政”太激进,怕脱离群众。李达后来回忆:“仲甫(陈独秀字)总是耐心解释,他说:‘无产阶级若没有先锋队引领,就像一盘散沙,怎能对抗资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是为了消灭阶级本身。’”另一个焦点是党的策略。当时中国有军阀混战、列强侵略,有人主张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共同反帝反封建;陈独秀则坚持党的独立性:“无产阶级不能依附其他阶级,否则会失去自己的旗帜。”他在宣言草稿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是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让宣言更贴近中国实际,陈独秀还带着成员深入工厂调研。他们去杨树浦的纺织厂,听工人讲述“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不够买米”的苦难;去闸北的码头,看搬运工被工头殴打却不敢反抗。这些经历让宣言的文字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带着泥土的温度:“资本家占有土地、工厂、机器,工人出卖劳动力,得到的却只是勉强糊口的工资。这种剥削,必须被推翻。”经过两个月的反复讨论和修改,1920年11月23日,陈独秀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最终稿。这份宣言约2000字,没有公开发表(原件现藏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却清晰阐述了党的核心主张:第一,明确党的阶级基础。​ 宣言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由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部份团结而成。”它不同于以往的政党,不代表地主、资本家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只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第二,确立党的奋斗目标。​ “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宣言强调,这不是要建立新的独裁,而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最终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三,提出党的策略原则。​ “共产党人必须保持独立性,不与其他阶级妥协。”同时,宣言也指出,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原则。第四,强调党的组织纪律。​ “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秘密,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终身。”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强调的“纪律严明”的雏形。这份宣言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份理论文件。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建设的“定盘星”。在此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虽有活动,但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有的偏重理论宣传,有的急于组织罢工,方向不一。宣言的出现,让分散的力量有了共同的纲领——大家明白了,建党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推翻剥削制度,解放劳苦大众。它为中共一大的召开铺平了道路。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只有15条,却基本继承了《宣言》的核心精神: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可以说,《宣言》是中共一大的“理论前奏”,为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准备。它更凝聚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识。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起草过程中,从最初的争论到最终的默契,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信仰、有纪律的群体。这份共识,让他们在之后几年里,克服重重困难,推动全国共产主义小组从上海扩展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陈独秀在完成宣言后,并未停下脚步。他深知,理论需要实践,纲领需要落地。他创办《共产党》月刊,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期就印了5000份,很快售罄;他与各地小组联络,指导他们发展党员、组织工人夜校;他还亲自到北京与李大钊商议,计划在上海、北京之外,再建立广州、武汉等地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已有50多名党员,这背后离不开陈独秀和《宣言》的思想引领。历史对这份宣言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出生证明”。虽然内容不如后来的纲领成熟,但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性质、目标和策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思想萌芽”走向“理论自觉”。毛泽东后来评价:“早期的共产党人,就是靠这些朴素的真理,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它影响了早期党员的成长。许多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年轻人,正是读了《宣言》的手抄本,才坚定了革命的信念。比如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就是在读了《宣言》后,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投身工人运动。它更是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的开端。不同于俄国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宣言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但它强调“联合一切力量”“坚持独立性”,为后来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今天,当我们站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门口,看着那扇斑驳的石库门,依然能想象百年前那个夜晚:陈独秀在煤油灯下写下最后几行字,窗外是法租界的梧桐叶沙沙作响,远处传来黄包车的铃铛声。他或许不知道,这份手稿会在百年后成为“镇馆之宝”;他更不知道,自己正在参与创造一段改变中国历史的历史。最后,想对听众说的是:历史的转折,往往始于思想的觉醒。1920年的陈独秀们,用一份宣言,为一个政党注入了灵魂;用一群人的信仰,为一个民族找到了出路。这份《中国共产党宣言》,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群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赤诚——他们相信,只要坚持真理、团结奋斗,中国终将摆脱苦难,走向光明。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回望历史,最该铭记的精神底色。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探寻历史长河中的智慧闪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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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混响1920年8月26日:美国女性的“投票权”之战——第十九修正案如何改写历史​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8月25日。105年前的明天,1920年8月26日,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州议会大厦里,气氛比盛夏的蝉鸣更灼热。共和党参议员哈里·伯恩斯站在发言席前,手中的选票微微发颤。当他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宣布“赞成”时,整个房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声掌声穿透了100多年的时光,至今仍在历史的回音壁上震荡。因为正是这一天,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正式获得足够州的批准,从此,美国女性拥有了法律意义上的选举权。这一天,距离1848年塞内卡福尔斯会议上女性首次提出“选举权”诉求,已经过去了72年;距离1878年首次向国会提交女性选举权修正案提案,过去了42年。72年里,无数女性用游行、演讲、绝食甚至入狱的方式,为“投票权”这三个字付出了血泪与坚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投票权之战”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如何改写了美国的历史。要理解1920年这场胜利的分量,得先把时间拨回19世纪的美国。那时的美国,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女性的生存空间被严格压缩在家庭的小圈子里。法律层面,女性的权利几乎被完全剥夺:已婚女性没有财产权——她们的工资、继承的房产甚至婚前财产,都归丈夫所有;没有选举权——宪法明确规定“只有白人男性公民拥有选举权”;没有受教育权——女子学校数量稀少,课程仅限于缝纫、烹饪等“持家技能”;甚至在法庭上,女性的证词可信度低于男性,若涉及离婚或财产纠纷,法官往往偏向男性。社会观念层面,“女性天生适合家庭”的偏见根深蒂固。宗教经典被曲解为“女性应顺从丈夫”的依据,《圣经》中“夏娃是亚当的肋骨”的故事被用来证明女性的“从属地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将女性塑造为“纯洁的圣母”或“家庭的天使”,任何参与公共事务的女性都会被贴上“不检点”的标签。经济层面,工业革命虽让部分女性走出家庭成为产业工人,但她们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工厂里的男性工人每小时赚2美元,女性却只能赚50美分;纺织厂的女工每天工作12小时,手指被机器磨得血肉模糊,却连基本的工伤赔偿都拿不到。但到了19世纪中后期,变革的种子开始萌发。废奴运动的兴起让“平等”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既然黑人奴隶都能通过《解放宣言》获得自由,女性为何不能争取平等的权利?1840年,英国女性活动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女权辩护》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知识界引发震动。书中一句“我不希望女性拥有支配男性的权力,而是希望她们拥有支配自己的权力”,成为女性运动的口号。1848年7月19日,纽约州塞内卡福尔斯镇的一座卫理公会教堂里,一场改变历史的会议悄然开幕。会议由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卢克丽霞·莫特共同组织,参会者包括50名女性和少数男性支持者。斯坦顿站在讲台上,宣读了她连夜起草的《情感宣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女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这篇宣言模仿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结构,却将“男性”替换为“人类”,将“白人”替换为“男女”。当斯坦顿念到“男性通过对女性的征服、压迫和贬低,建立了专制统治”时,台下一位老妇人当场哭出声:“原来我们的痛苦,早就被写进了历史!”会议通过了《情感宣言》,并提出两项核心诉求:一是女性拥有选举权,二是女性有权参与公共事务(如担任教师、医生、律师等)。但当时的美国社会对这一诉求反应冷淡——《纽约时报》嘲讽女性“不知天高地厚,竟想干预政治”;男性政客公开表示“女性的大脑太小,无法理解复杂的政治问题”;甚至连许多女性都认为“选举权是男人的事,我们只需照顾好家庭”。尽管阻力重重,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从未停止。1869年,两位关键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安东尼是废奴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因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被捕。她性格坚韧,擅长组织活动,很快成为女性运动的“行动派”。1872年,她故意在总统大选中投票,被警方逮捕。法庭上,她掷地有声地说:“如果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选举权’,而我是公民,那么我就有权投票!”最终,她被判处100美元罚款,但拒绝支付——这笔罚款直到她去世后才被免除。斯坦顿则是学者出身,擅长写作和理论构建。她花了20年时间收集各国女性权利的资料,写成《女性与她的社会地位》一书,系统论证了女性选举权的合理性。她与安东尼合作成立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WSA),主张通过宪法修正案直接赋予女性选举权。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露西·斯通,她创立了“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更倾向于通过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先争取州一级的选举权,再推动联邦层面的修正案。这两个组织的合作与竞争,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女性选举权运动的主线。运动初期,进展十分缓慢。1878年,斯坦顿和安东尼推动国会通过了《妇女选举权修正案》(又称“安东尼修正案”),但该提案在参议院以2票之差被否决。参议员们给出的理由荒诞至极:“女性太感性,无法理性投票”“如果女性参政,家庭会陷入混乱”。此后,每隔几年,女性活动家就会重新提交修正案,但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直到20世纪初,转机才悄然出现。转机的出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一战期间,美国男性大量奔赴欧洲战场,工厂、医院、农场等岗位出现巨大空缺。女性被迫走出家庭,填补这些空缺:她们在军工厂里生产炮弹,在医院里照顾伤员,在农场里收割小麦,甚至伪装成男性加入军队(据统计,约400名美国女性以男性身份参战)。女性的贡献让社会震惊。1917年,美国妇女工会联盟发布报告:“女性在战争期间的劳动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一年的军费开支。”报纸开始用“国家的救星”形容女性,《纽约时报》写道:“如果女性能为国家战斗,为何不能为国家投票?”与此同时,女性活动家的策略更加灵活。她们不再局限于演讲和游行,而是通过游说议员、发动请愿、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扩大影响力。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党将“女性选举权”写入竞选纲领;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宣布支持女性选举权(尽管他的支持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他需要女性选民的支持来赢得大选)。1918年,美国众议院终于以274票赞成、13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第十九修正案》提案。但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需要获得四分之三的州(即36个州)批准才能生效。此时,已有29个州批准,还差7个州。接下来的两年,女性活动家展开了“州际闪电战”。她们奔走于田纳西、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等关键州,与当地政客谈判,组织选民施压。1920年6月,田纳西州成为第36个批准修正案的州——但过程一波三折。田纳西州的参议院原本倾向于反对修正案。州长阿尔伯特·罗宾斯是民主党人,他公开表示:“女性的位置在厨房,不在投票站。”但女性活动家没有放弃。她们联合当地的女性团体,在州议会大厦外举行静坐抗议;学生们举着“给我们投票权”的标语包围了议员的办公室;甚至连田纳西州的妇女俱乐部都暂停了每周的茶话会,转而讨论如何说服议员。8月18日,田纳西州参议院进行投票。前20分钟,赞成票和反对票一直持平。关键时刻,来自乡村的民主党参议员哈里·伯恩斯站了起来。他的女儿曾在一战中担任护士,因无法投票而痛哭:“爸爸,我连为国家选择的权力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要为国家战斗?”伯恩斯最终投下了赞成票。20票赞成、17票反对——修正案在田纳西州获得通过。两天后,田纳西州众议院以50票赞成、4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修正案。至此,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正式生效。1920年8月26日,美国国务卿班布里奇·科尔比签署文件,宣布第十九修正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女性涌上街头庆祝:在纽约,女性穿着白色连衣裙,头戴白色帽子,手持“投票权”标语,在第五大道游行;在芝加哥,女性骑着自行车绕行市中心,车筐里装着“我们投票了”的传单;在波士顿,女性合唱团在公园里演唱《我的祖国》,歌声响彻云霄。一位参加游行的女性回忆:“我母亲哭了,她说她等这一天等了40年。我姐姐抱着她的女儿说:‘宝贝,你将来也可以投票了。’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但胜利的背后,仍有遗憾。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但并未解决所有问题:南方各州通过“祖父条款”(允许未缴纳人头税的白人男性投票,而黑人女性仍被排除)、“文化测试”(要求选民通过读写测试)等手段,继续限制黑人女性的选举权;直到1965年《投票权法案》通过,这些歧视性条款才被彻底废除。1920年的“投票权之战”,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推动了女性政治参与。1920年大选,约800万女性参与了投票;到194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000万。女性议员的数量也逐渐增
2025-08-2514 minLight Beer Dark Money2025-07-1000 minAncestral Findings2025-05-1607 min历史的混响
历史的混响1920年5月1日:中国劳动者的觉醒与“五一”火炬的初燃​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4月30日,我们将目光投向105年前的明天——1920年5月1日,中国首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场由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推动的觉醒运动,不仅点燃了中国劳工争取权益的火种,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伺的黑暗年代里,撕开了一道追求平等与尊严的光明裂缝。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场运动的筹备过程充斥着谍影重重、抓捕威胁,甚至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故事要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讲起。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2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场和平抗议最终以“干草市场惨案”收场——警察向人群开枪造成4人死亡,随后5名罢工领袖被绞死。为纪念这场斗争,1889年7月,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宣布将每年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但直到1920年,这个节日才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当时的中国正深陷多重危机。1919年《凡尔赛条约》将山东权益转交日本,引爆了“五四运动”;全国有产业工人260万,上海纺织女工每天工作14小时却只能买5斤糙米;北京胡同里的黄包车夫拉车20年就会累死,平均寿命仅37岁。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通过中东铁路传入哈尔滨,列宁废除沙俄在华特权的宣言登上了《新青年》杂志。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解读下,逐渐凝聚成“劳工神圣”的思潮。最早将“五一”概念引入中国的是北京大学。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五一节杂感》,文中首次提出“直接行动”的口号。但这篇文章被北洋政府查禁,报社主笔不得不将标题改为《五月一日之杂感》才得以刊发。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秘密抵达北京,随身携带了2000美元经费(相当于今天3.5万美元)和一台便携油印机。他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长谈三昼夜,敲定要在当年五一节“让中国无产阶级发出自己的声音”。筹备工作迅速铺开。4月中旬,上海法租界渔阳里6号的小阁楼里,陈独秀召集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印制了5000份《五一宣言》。这份仅两页的传单用最直白的语言写道:“每天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为躲避巡捕搜查,他们用《灶王爷生辰贺词》的封面做伪装。与此同时,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史文彬,在火车司炉工的掩护下,将李大钊撰写的《五一运动史》手稿藏在煤堆里,运往唐山、郑州的铁路工会。但北洋政府的镇压来得更快。4月25日,京师警察厅突袭北大印刷厂,搜出200张未散发的《劳动纪念歌》歌单,歌词中“打破铁牢笼”的句子被定为“乱党证据”。4月27日,上海淞沪护军使署发布戒严令,宣布五一当天“严禁十人以上集会”。面对高压,李大钊在4月28日做出关键决定:将公开集会改为分散行动,并首次提出“到工人中去”的策略。这个决定无意间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劳工结合的先例。1920年5月1日清晨,一场静默的革命在多地同时展开。上海杨树浦的纺织厂门口,女工们发现围墙上贴满彩色纸条,上面用苏州码子(当时工人常用的数字符号)写着“8-8-8”;北京大学的礼堂里,学生何孟雄将课堂桌椅摆成“工”字形,李大钊站在中央讲授《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广州的茶楼中,粤剧名伶白驹荣将罢工故事编成南音《工人泪》,唱到“机器吃人骨”时,茶客们纷纷将赏钱换成铜板砸向舞台——这些铜板后来成为省港大罢工的经费。最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在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的500名中俄工人,顶着白俄军警的刺刀举行罢工集会。当俄国监工伊万诺夫举枪威胁时,中国钳工王麟书突然掀开衣襟露出满身伤疤:“这是你去年打的我,今天要么开枪,要么滚开!”在场的俄国工人见状倒戈,用俄语高喊“达瓦里希(同志)”。这种跨国界劳工 solidarity(团结)的瞬间,被在场的美联社记者记录下来,成为全球首篇关于中国五一运动的国际报道。这场静默抗争的涟漪迅速扩散。1920年5月3日,上海《星期评论》杂志推出“劳动纪念专号”,首度公开全国五一活动细节。主编戴季陶特意将售价从1角降到3分,码头工人张继保用三天工钱买了20本,在十六铺码头分发给货轮水手。这本如今珍藏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刊物里,收录了孙中山“工人当参与政治”的题词,以及唐山铁路工人撰写的《我的牛马生活》。最震撼的是第8页照片——汉口人力车夫李宝成展示脚底厚茧的特写,配文写着:“这双走了三十万里的脚,却走不出车行的押金牢笼。”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5月9日正式开课,教材是李大钊编写的《工人识字课本》。第一课内容只有三个字:“人”——“工人也是人”;“刀”——“团结就是力量”;“工”——“头顶天脚立地”。前来听课的铁路技工吴祯回忆:“当先生讲到‘工’字上下一横代表天地,中间一竖是顶天立地的人时,三十多岁的汉子们全哭了。”到1920年底,这类补习学校在全国发展到17所,学员超2000人,其中75%是文盲工人。军阀政府的反扑比预想更血腥。1920年5月7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突袭闸北潭子湾,抓捕“五一宣言”起草者李启汉。审讯记录显示,警察用烧红的铁钳烫烂他的脚底板,逼问“同党名单”。李启汉始终重复:“我的同志是天下劳工。”8月,他被套上18斤重铁镣投入龙华监狱,成为中共建党史上首位入狱的党员。更残酷的是开滦煤矿镇压——1920年11月21日,英国矿警向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矿工开枪,造成7死57伤。死难者中包括14岁的童工杨小栓,他口袋里还装着五一节分到的糖果。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实现了立场蜕变。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在1920年9月《新青年》改版宣言中宣布:“我们今后要转向劳工运动。”他亲自到上海厚生纱厂调查女工状况,记录到“每日站12小时,月经期无休,半数患子宫脱垂”。这些数据后来写入《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成为中国首份劳工权益调查报告。而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则在1921年1月《益世报》连载《劳动世界之新变动》,首次系统介绍苏俄劳动法:“产妇有8周全薪产假,童工每日读书3小时”——这些条文让国内工人意识到,命运可以改变。五一纪念活动催生了中国首批现代工会。1921年5月1日,香港海员工会正式成立,入会费从1元降至2角,允许分期缴纳。会长陈炳生设计的会员证暗藏玄机:正面是轮船图案,背面用极小的字印着《工会章程》摘要。当英国巡捕搜查时,工人就声称这是“船票收藏册”。截至1922年5月,全国注册工会达110个,仅广州土木建筑工会就有会员1.8万人。这些组织在后来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京汉铁路大罢工(1923年)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国际共运的关注让运动获得新动能。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的五一节示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三个月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着5万金卢布秘密抵达上海,资助创办《劳动周刊》。这份报纸开创性地使用方言出版——上海版用吴语标注汉字,如“罢工”写成“罢生活”;广州版用粤语谐音字,“工会”印作“工围”。到1922年4月,其发行量突破3万份,天津租界的报童甚至用“卖《劳动周刊》送仁丹”的方式突破封锁。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与五一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结。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中,毛泽东正忙于组织长沙泥木工会罢工,王尽美在济南津浦铁路大厂创办工人俱乐部,李汉俊刚结束《劳动界》周刊的编辑工作。这种实践经历让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写入:“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而这份文件的印刷经费,正来自长沙理发工会募捐的38块银元——工人们将剃头钱塞进竹筒,辗转二十天送到上海望志路106号。劳动立法斗争在1922年迎来高潮。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提出“每日工作八小时”“禁止雇佣14岁以下童工”等19条主张。这份中国首部劳动权益纲领的推广充满智慧:广州人力车夫将其抄在车厢背面,北京学生扮成说书人在天桥表演《劳工叹》,汉口码头工人更发明了“扁担密码”——用绳结数量传递罢工信号。到1923年2月,全国爆发的罢工潮中,89%提出了明确立法诉求,京汉铁路总工会甚至将《劳动法大纲》刻在郑州站铁轨上。最令人动容的是基层工人的创造性抗争。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期间,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发现工人不识字,便用矿井信号灯作为表决工具——红灯代表赞成罢工,绿灯代表反对。投票当晚,17000盏矿灯在安源山腰连成红色星河,这个场景被美国传教士拍摄下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工人运动的标志性画面。而罢工胜利后签订的13条协议,开创性地规定“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伤须支付医药费”,这些条款比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厂法》早了整整九年。五一运动的精神遗产在血与火中淬炼成型。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但就在两天后,上海日商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引发五卅运动。历史的吊诡在于,这场让中国劳工运动登上世界舞台的抗争,其导火索正是纱厂主拒绝执行五年前《劳动法大纲》中的“童工保护条款”。至1927年4月,全国工会会员突破280万,相当于每10个产业工人就有1人加入组织,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同期德国。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1920年的五一纪念,会发现其真正价值不仅在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更在于确立了“劳动者有尊严”的现代准则。那些藏在煤堆里的传单、用绳结传递的暗号、矿灯组成的表决——这些看似微弱的抗争,最终汇聚成改写中国社会结构的洪流。1950年新中国颁布首部《工会法》时,参与起草的李立三特意将第五章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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بعد أمسفلسطين 1920.. ما لم يُحكمنذ مائة عام، كانت فلسطين تعيش على إيقاع تقدم اقتصادي وثقافي لا مثيل له في المنطقة العربية آنذاك. قبل أن يهدم المشروع الصهيوني أركان ما بناه الفلسطينيون، وما زرعوه في أرضهم، ويقوم بمحو تاريخ البلاد وأهلها.   وجاء الفيلم الوثائقي "فلسطين 1920" الذي أنتجته "الجزيرة الوثائقية"، ليكشف جوانب غامضة ومجهولة من عملية محو تاريخ فلسطين قبل النكبة.  فلماذا اختار المخرج عام 1920 ليُلقي عليه الضوء؟ وما أهميته في تاريخ فلسطين المعاصر؟ وما الذي حدث بين عامي 1920 و1948 وغيّر وجه فلسطين؟  حوار شيق وذو شجون في "بعد أمس" بين المخرج أشرف المشهراوي مخرج "فلسطين 1920"، وخديجة بن قنة. ابق على تواصل مستمرّ مع الجزيرة بودكاست ولا تنس تفعيل زرّ الاشتراك الموجود في تطبيقك لتصلك حلقاتنا اليومية.إنستغرام | https://aj.audio/instagramتويتر | https://aj.audio/twitterفيسبوك | https://aj.audio/FB بعد أمس، بودكاست يومي من الجزيرة بودكاست يزوّد المستمع بما يحتاج لمعرفته عن القضايا الراهنة بطريقة حكائية تجمع بين الإثراء والتشويق. الحلقة من إعداد: عائشة بلحاج، تصميم الصوت: ميشال بو داغر، مُنتج التفاعل والتواصل: محمود النجار.
2021-06-0717 minThe Kernel News Podcast2021-06-0520 minIrish History Podcast2021-05-1030 minDécoupage Podcast2021-02-142h 52- Radio AlterNantes FM2021-01-2804 minIn the Shadow of the Abbey2021-01-2513 minADDITIONAL HISTORY: Headlines You Probably Missed2021-01-2526 minLe monde en questions2021-01-091h 08GAME TALK2020-12-0543 minHello Old Sports2020-11-261h 21Hello Old Sports2020-11-191h 11The Obsessive Viewer - Movie Review Podcast2020-10-041h 33The Pinnacle List2020-09-1704 minPlik dźwiękowy - Audycje Kulturalne2020-08-1519 minEvery Horror Movie On Netflix2020-07-231h 19The Irish Nation Lives2020-06-1913 minThe Irish Nation Lives2020-06-1913 minWatching Silent Films2020-05-2259 minJourney with a Cinephile: A Horror Movie Podcast2020-04-2746 minJourney with a Cinephile: A Horror Movie Podcast2020-04-2746 minJourney with a Cinephile: A Horror Movie Podcast2020-04-131h 01The Long Island History Project2020-04-0311 minThe Long Island History Project2020-04-0311 minThe Irish Nation Lives2020-03-1615 minThe Irish Nation Lives2020-03-1615 minMusikgespräch2020-03-151h 03The Tinderbox Podcast2020-03-1358 minJourney with a Cinephile: A Horror Movie Podcast2020-03-0956 minJourney with a Cinephile: A Horror Movie Podcast2020-03-0956 minBetter Eyesight Podcast2020-02-0142 minNew Books in Environmental Studies2020-01-2943 minNew Books in Mexican Studies2020-01-2943 minNew Books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20-01-2943 minИстории кин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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